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而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风"，"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一的"乱风"的"一衍"就是"比玩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虽然同性恋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记载中以"乱风"这样的受贬面目出现，但这毕竟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而且其影响之大可列为一"风"。

　　在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同性恋交往更趋活跃，受卫灵公宠幸的弥子瑕和魏王宠儿龙阳君分别让同性恋有了"余桃"和"龙阳"的称呼。当时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同性恋者首推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思美人》等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诗人对楚怀王的恋情（详见《桃红满天下》第１３期）。

　　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时割断了衣袖，"断袖之交"从此成了同性相恋的佳话。

　　汉代之后，男风（男同性恋）时盛时衰。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周围人对他们的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贬，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同性恋进行颂扬。而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从来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

　　中国到了明朝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边界和平，工商业发达，从而滋长了浮华世风。据当时的记载，文人中科举之后马上纳妾，大兴土木建豪宅一时成风，盛宴歌舞，极尽奢侈铺张。江南地区，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嫖娼成风，使娼妓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明末学者沈德福认为，１４２９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观念也冲破了"灭人欲，存天理"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８），他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后来的一些清代文人认为，王阳明的纵欲哲学和与之相伴的享乐风气是明朝于１６４４年被覆灭的原因之一。

　　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遗产中窥见一斑。男色破财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小说集《欢喜冤家》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讳地收录了同性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不但描写了宝玉和秦钟的恋情，而且宝玉和蒋玉涵的同性恋导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宝玉挨打"，书中的"众学童闹学"，"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等情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风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在他的《板桥自叙》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而他的一系列诗，包括《秋夜怀友》、《板桥竹枝词》等都对同性恋心里有生动刻划。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风的盛行直接引发了清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恐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