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人的骨髓，那是爸的。其时他正在弥留，大夫说那液体变得清澈透明了，爸才有救。那贯穿着生命始终的液体，原本就不该有任何颜色。可是它躺在针管里，浑浊淡黄，如同窗外残阳泣血的冬季。
第二十三天，我终于撑不住了，躺在一个偶然闲置的病床上酣然睡去，没有人唤醒，不知会睡到什么时候。


我和爸的感情并不好，或者说，我们原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爸在我心目中，是个带着陌生又震慑感觉的影子，即便每天朝夕相处，也永远有距离。我没有见过他风华正茂的样子，从我有记忆的那天起，他就已经是个灰头土脸的煤矿工人了。他每天按时上班，穿着被矿灯硫酸烧出破洞的工作服潜入冰冷的地层，挥动着铁锹开采微薄的工资。他每天下班，我都按照妈妈的吩咐站在门口的小山坡上眺望迎接。远远的，走过来一个个被煤灰蒙得面目全非的下班工人，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别的叔叔。但仍是能够从身形上猜测出来的，爸清瘦高挑，背有些驼，走路的时候爱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不苟言笑。
爸从未抱过我，也从未亲过我。爸从未因我而自豪，我也从未因爸而骄傲过。
但他是我的爸爸，勤劳善良又孤独的爸爸。多年来一直梦见他，每一回都是恶梦，醒来时手心脚心都很凉。

出事之前我和爸进行谈判，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介入他婚姻状况的交锋。我带着妈的“最后通牒”在小矿井里找到他，告诉他希望他回家，他断然拒绝了。当时他双腿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妈希望他回到家乡所在的地方承包几亩地来维持生计，饿日他则甘愿做这个小矿井里的工头儿。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摇摇欲坠”四个字，婚姻、家庭和感情，都摇摇欲坠。我们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一起放声歌唱。
爸生命里的最后一首流行歌曲是《九月九的酒》，他始终不肯回家，但他总在歌唱，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悠，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那也是爸最后一次打我，狠狠地一记耳光，因为我顶撞了他。然后我看见他哭了。无声地落了泪。或许，我从来就没读懂过爸这本书，因此多年来一直在翻读，无论是怎样形式上的放下，爸总是在梦里找我，让我走不出那个冰冷彻骨的冬天。



午夜，突然有人敲门，急切得象战争迸发时的炮火。我听见妈在悉悉索索地穿衣服，开门，然后冲进来两个不认识的人。他们说爸出事了，现在在城里的医院里，并且要我也过去。十二月中旬的午夜，苍茫大地被冰雪覆盖，进城的路又冷又长，我不记得是否有月光。我看妈的脸色，看其他人的脸色，大家都不说话，只有车轮碾压路面的声音，那些冻僵了的石子被车轮卷起，啪啪地甩到路旁干枯的草丛里。我只有一个念头，爸是不是死了？
然而没有，脚步如飞，水泥台阶旋转，到了病房门口，凌晨窗帘缝隙里透过微弱的光线，两扇锈渍的木门怪叫着洞开，又是不认识的人肃然起立，让开病床前的围绕，我却不 认得病床上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是爸了。
好象不是他，爸不会是这个样子。爸很酷，爸很高挑，爸很喜欢抽烟喝酒很豪爽。爸从来不对我笑，也从来不和我谈心，但是他给我以血脉、肉体或者灵魂。而眼前这个刚接受过开颅手术的人，面色如土地般灰暗，光头上包裹着厚厚的白色纱布，上面透着斑斑血迹。他那么脏，那么瘦，那么虚弱，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象一个机器人。硕大的氧气瓶象炸弹一样在床头立着，导管的一端连着透明的面罩，罩在他脸上。他象醉得很深一般沉闷地呼吸，他自己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夫过来巡视一周，简要地说了说手术的情况，而我始终也没能相信这是真的。爸的后脑被人误伤，然后淤血存留在颅内，然后在额上方打开头骨取出血块，一切机械得象某种实验作业。可他是我爸爸呀，我的爸爸，倔强得象黑土地上的荆棘，最终的结果却象案板上的西瓜，打开关上，没有知觉，没有神志。
人都走了，妈和我呆呆地站着，看着床上的爸，看着第一缕阳光爬过来，打在墙壁上，反射在爸的脸上。所有的药瓶都亮得晃眼，所有滴下来的液体都有一种寒冷的光泽。


爸高烧不退，似醒非醒。他的手胡乱地抓着，扯氧气面罩和插在下体里的导尿管。我只能按着他的四肢，不许他乱动，因为他的手上脚上都插着针头，二十四小时不停输液。我不敢把他的面罩扯下来，但他呼吸得很困难，鼻子是堵着的。我知道那么粗硬的管子插在下体里会很痛，不就是怕尿床吗？我来洗。我把管子拔掉了。后来氧气管子也撤掉了。换纱布的时候，我端详着爸的面容，头部的每一块骨骼都清晰明了。让我敬畏又远离的爸爸此刻象一个新生儿一般在我眼前展览，没有戒备也没有芥蒂。
大夫说，病人需要冰帽来降温，但本医院里没有。什么是冰帽哪里又有冰帽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向谁来求援。听说附近医院里有，立即跑过去借。听说病友用过，立即花钱去租。然而没有，传说中的冰帽始终没有得到。后来护士指点说拿两个塑料袋子装着碎冰敷在爸的头部也可。城市里没有冰，我 只能寻找。我用盆子接了水放在院子里冻结，然后砸成细碎的冰块，每天不简断地砸冰装袋，那些冰融了又冻，冻了又融。而我的手也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爸醒过来。
我躲在厕所里抽烟，不敢让妈知道。妈也无暇知道，她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去借钱。

爸开始胡言乱语，有时候象小孩子一样咿呀学唱，有时候象精神病人一样大喊大叫。午夜里病房里的人都睡了，他仍在絮絮叨叨。我尝试着和爸对答，但他总在喃喃自顾。我大喊着爸!你醒醒啊爸!但是他仍然不醒过来。我噙着泪水不许自己哭，因为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不知道要给爸吃什么东西，病友们说脑部手术的病人要吃核桃，那是“以形补形”。我就去买核桃，买最大最好的那钟。我坐在病床前剥核桃，常常剥着剥着眼皮打架，几乎要从凳子上栽下来。但是我不能睡，因为我害怕，怕那些药水打完了来不及叫护士，怕爸醒了我不知道，怕爸突然死了来不及道别。
其实我很想让爸再打我一记耳光，因为至少证明他是健康的。

甘露醇在冬天很容易结晶，大夫说那是利尿的，病人需要通畅的排泄才能尽快化淤康复。甘露醇的晶体象棉絮一样沉积在瓶底，我只要空闲下来就拿着瓶子摇啊摇，以加速它的溶解。就那样摇啊摇，摇啊摇，直到最后一片晶体消失，然后看着它吊在架子上，一滴一滴流入爸的静脉。护士常责怪爸脚背上的针头滚针，但那脚背实在太瘦了，已经被扎得青紫班驳。环丙沙星或者先锋霉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瞬间我真想拦住他，护住我爸，央求她别再扎我爸爸了。可是不行，爸还要活，活下去。
然而爸却出现了脑梗塞，血液流通受阻，血管也变得脆弱易破。

抬着爸到楼下做CT，央求着人帮忙。无比慌乱狼狈地帮爸换衣服，套上塑料薄膜的防毒拖鞋，没有人给一个温暖的笑脸，也没有人给一份善意的祝福。医院里时刻都有死亡发生，同情成为不必要的奢侈。片子出来了，圆圆发头部影像象是切开的核桃薄片，大夫说血块已经不见了，但有几处出现梗塞。
把爸的血抽出来，装在一个薄膜袋子里封存，放到某种光波下照射，象是在微波炉里加热袋装牛奶，然后拿回来，再输入爸爸体内。爸的皮肤上洞眼多得数不过来，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了，可是，爸还是不醒过来。
这个时候看爸，看他头上三十三针蜈蚣状的术后刀疤，没有一丝丑陋。我给爸擦洗身子，甚至用刷子也刷不掉他指纹里黑色的煤屑。我帮爸爸接屎接尿，帮他翻身，而他不认识我，也再也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第一次见到人的骨髓，那是爸的。大夫说抽样观测，若是骨髓变得清澈透明了，才证明病人康复得良好，才不会留下脑部手术的后遗症。比如瘫痪、失忆、失语或者痴呆。然而那骨髓始终带着淡淡的血色。护士们簇拥在床边，赤膊的爸爸弓着身子象只虾，然后被点数着脊椎的第几块第几节，在缝隙里猛地刺进一根粗得象钉子一样的针头。针头很长，仿佛有三寸，完全刺进去，然后针头里有个小小的细针活塞，抽动着，气压挤着骨髓流向玻璃针管。每当这个时候，任凭怎么折腾都没反应的爸都会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就象是遭受着一种酷刑。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不敢再看下去。人们散了，我给爸盖好被子，恨不得一下子把爸床上拎起来打他耳光把他打醒，爸，你看我一眼，就看我一眼好吗？

爸终于醒了，能看见东西了，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平躺着，看着。
那一天妈不在，正是元旦的时候，别人在过节，她却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亲戚家里去借钱。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铺天盖地的，天不冷。我惊喜万状地跑到食堂里买了两份十元钱的丰盛盒饭，甚至，我想买酒，还有一包烟。黄昏的时候我顶着满身的雪花回到病房里，看见爸在挣扎着往外挪动。
我搀扶他，他却把我推开，我以为他要上厕所，想背他去，他仍不肯。后来他靠在门框上，望着走廊站了几分钟。后来他说：“你妈怎么还没回来？”
如果爸有遗言的话，这一句就是他的遗言吧。
晚上，爸安然入睡。妈赶回来的时候，住院处的雪堆得大门都打不开了。我们娘俩站在走廊里说话。我说妈你怎么才回来，爸今天表现得很好，竟然知道找你了。妈惊喜了一下，又黯然地说，没有借到钱，所以这么晚回来也是两手空空的。
没有钱，药就停了。付款处的窗口象只巨大的黑洞，每一次我都把钞票象流水一样递进去，然后端着盆子扛着箱子把那些大瓶小瓶搬回来，塞到爸的床底下去，等着护士一件一件把它注射到爸的身体里。然而这一切终止了。第二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