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艾滋孤儿救助需防“麦当劳化”(2007年3月28日)
资料主题： 国内要闻  来源： 现代教育报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90年起参与艾滋病防治及公共卫生政策的相关研究项目，1998年开始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立法工作，2001年担任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

  防治艾滋病过于“医学化”

  记者：从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20多年来，我们在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时就面临着对外部艾滋病防治主张的“误读”和外国艾滋病防治政策对中国的“误导”，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楯：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正是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背景。忽略了对这一背景的认知，中国防疫部门和国际组织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艾滋病的防治被看作是专业技术层面而非政治、制度、文化等层面的问题。20多年来，直至目前，中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话语权、中国可以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资源，主要由政府分管机构及其下属的防疫部门垄断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

  本来，国际组织有着一些非常好的理念，如“不应将艾滋病只作为医学问题来对待”等，但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他们在实际中放弃了自己本应坚持的立场，而接受并和中国的防疫部门共同主导了一个“过于狭窄和过于医学化”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

  正是由于坚持在根本不懂中国问题的前提下自以为是的瞎指挥、瞎教导，对应了中国防疫部门除政治领域外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加之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官员和中国防疫部门官员的自身利益，最终形成了20多年来影响中国决策层、公众、传媒和国外对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势态的认知。

  NGO作用有限

  记者：来自外部的方法是认为“个人的认知程度、具体态度、信念取向，决定个人的实践行为。”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李楯：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这种方法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作用甚微。

  记者：但是我们很多的救助项目就是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建立的。

  李楯：即使是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的“项目”，在“项目”内可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将这些“项目”放入活的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就不得不承认其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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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对于艾滋病，“知晓”可能会减少恐慌，但不恐慌不代表不歧视。中国的医生是相对其他人群知晓率高的一个群体，但调查显示，医生正是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第三，在中国，为艾滋病防治所做的宣传教育，国际组织、国外机构和中国政府都投入了相当多的钱，办了许多大型文艺晚会，拍了不少电视剧，排了不少舞台剧，出了不少光盘，印了无数印刷精良美丽的宣传品。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投入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见效？为什么一些需要知道的人，仍然不知道？

  国际组织无视中国国情地讲“发挥NGO作用”，其结果是放弃理念，追求形式，不下真工夫努力促成外来方法和中国本土资源、情况的结合，效果有限。

  警惕“产业化”和“麦当劳化”

  记者：可是我们的很多NGO组织都在这样做“项目”。

  李楯：虽然在中国本土接受了NGO这个概念，但目前要成立NGO还有很多限制。中国现有的经政府批准成立的NGO，除由党政机关自己举办的外，大多为技术的或行业的组织，真正属于公共部门、从事公共服务的数量有限，且多有政府背景。

  一些民间的NGO采取按企业登记的方法以获得合法性，但由此他们较难以NGO身份得到资助，且须负担按企业标准缴纳的税款。更多的民间志愿者完全无法登记成立组织。中国在今年新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未登记而以NGO名义活动的，要受到法律处罚。

  不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照搬国外的做法和迁就、迎合中国的旧制，同样地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治和中国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两种做法，都先后出现于国际组织在中国的行动中。也就是说，国际组织先是空洞、不切实际地在中国倡导人权和公众参与，然后就和中国的防疫部门一起在中国玩起了“NGO游戏”。


  记者：这种“游戏”给中国艾滋病防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李楯：不看清艾滋病的要害所在，却夸大了感染者的数字和经济上的损失；在价值取向上缺乏对人的生命、健康价值的认可，却盲目地在专业技术层面上和国际“接轨”，引进前述那些说法和做法，导致的结果是艾滋病防治的“产业化”和艾滋病防治具体项目的“麦当劳化”。

  说艾滋病防治的“产业化”，是说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至2004年大约有30亿元人民币，2004年以后，每年的相关投入应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种病有过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投入并没有沉入社会基层社区，使那些感染者的生存质量有所改善，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能有尊严，而是养了一大批机构和人，专职或者是兼职地吃艾滋病饭。

  说艾滋病项目的“麦当劳化”，是说几乎所有的艾滋病项目的程序和模式都是由外国人创立的，不合国外设立的既定程序和模式的项目申请很少能得到资助。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高层专家成了在世界艾滋病防治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在这里，几乎是一切有独创性的思考和行动都被遏制。

  在中国的国际组织派驻机构中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官员不懂中国话，不识汉字，无法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交流。而比不懂中国话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不懂中国事，却处于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制定有影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或者是影响着国际社会投向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的资金的使用方向；在维护人权、反对歧视、关注弱势人群等价值取向上不能坚持原则，却有着源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考虑。这样，就难免给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以负面的影响。

  救助艾滋孤儿需要资金下沉

  记者：我们来谈谈艾滋孤儿，我感觉您说的“产业化”和“麦当劳化”的倾向在艾滋孤儿救助中很是明显。

  李楯：细化到艾滋孤儿救助，目前国内也有很多的尝试，但归根结底，政府在财政上对救助艾滋孤儿是有责任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包办，要给孩子和他们的亲属一个选择的空间，让他们选择何种救助方式。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救助方将自认为好的、有作用的救助方法强压给孩子之后收到不良效果的例子。

  目前，资金不下沉是救助艾滋孤儿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等量的资金投入需要等量的产出，要避免做样子。

  我们也要改变以往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国项目的运作方式，改变以往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及国外机构和中国政府的艾滋病投入基本浮在中、上层的状况，做到资金至少40%下沉到受助人。

  记者：有没有法律方面的支持？

  李楯：国家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解除艾滋孤儿上不起学的担忧，但是免除的经费谁来承担并没有细化。国家正在分阶段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这是从整体考虑，涉及到个体，有时却很难操作。

  相关链接

  卫生部通报我国艾滋病流行现状

  卫生部11月22日通报了我国艾滋病流行现状，通报显示：1。我国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人数增加。截止2006年10月31日，全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183733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0667例；死亡12464例。2。三种传播途径并存。2006年1-10月报告的且已开展个案流调的感染者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0%和28.0%，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均是上世纪90年代感染，今年检出并报告)，母婴传播占1.4%。3。经性途径感染呈上升趋势。

  “四免一关怀”

  “四免一关怀”中的“四免”分别是：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可到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传染病医院或设有传染病区(科)的综合医院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接受抗病毒治疗；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病毒检测的人员，都可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等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由当地承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任务的医院提供健康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及时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开展艾滋病遗孤的心理康复，为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一关怀”指的是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各级政府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