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回家得早，闷得无聊，翻箱倒柜地，不想竟给我找到一张《鱼舟唱晚》。
与西洋画相反，我喜欢民乐。西洋音乐写心而民乐写实，这跟小说有点像。西方的音乐大多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絮絮叨叨，喋喋不休，但末了，我们却什么也没记得住——全能的上帝视觉是经不起推敲的，再细腻的描写也会觉得虚。民乐就不一样了，以情写景，以景酌情，有甚者更直接模拟状物的声音来表现主题，譬如《百鸟朝凤》的鸟鸣、《十面埋伏》的金戈和《牧民新歌》的马啸，这样直观的表现才是音乐的灵魂所在，虽说“言语不足表达的时候便有了音乐”，但毕竟音乐这东西是用来欣赏而不是用来同情的。对于民乐，可以借用王国维评李后主的一句话，我们这是“以物观物”的境界。
正因为西洋音乐写心，故此很多乐曲都是用第几交响曲、几号钢琴奏鸣曲这样的名字来敷衍了事，不过这也好理解，因为既然跟心事有关，总也是隐私，怕从言语中流出些什么落人口实，编了个号码神秘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赶音乐会迟到了，跟邻座的人打听演奏什么曲目了？人家回答他第九交响曲，他痛失流涕，“我竟然错过了八个交响曲了！”。这样的笑话一听就知道是直接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闹这样的笑话，我们的音乐都是有名称的，而且都还很美，不是《梅花三弄》就是《高山流水》。即使有时候音乐的内容跟曲子的名称对不上号，但也还是漂漂亮亮地让人叫着。譬如《阳春白雪》。这琵琶曲听来绝非什么高调诗赋而像是赶嫁的徐娘，急急的碎步子踩在绣了边的红花鞋上，一路枝呀枝呀地追上去——已经错过那许多了，这次怎么样也得赶上，但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怎么急也得端庄，轻易失礼不得，所以这步子虽快但也不乱，小脚丫子或许是缠过的，每一步踏下来总是一掷千金，负担得很，重心虽然不稳，但还是扭捏地前进着——这是中国独有的幽默。
西方音乐讲究合而中国音乐讲究通。低音提琴如果没有钢琴或者扬琴的配合，怎么听着都是一种别扭，仿佛有口痰卡在喉咙，嗡嗡嗡的让人头皮发麻。民乐就不一样了，多数的乐器却都是用来独立演奏的。曲子《夕阳箫鼓》用笛子吹出来是一个调，用古筝弹出来也是一个调，这是民乐的通，通化的那种通。民乐虽通，但你也别以为民乐就这样没了个性。其实不是，最有个性的还是民乐。琵琶是风尘中的侠女，铿锵而刚烈；古筝是大庭园里的闺秀，端庄而不失风情；唢呐是花轿前的嬉皮士，热闹而天真；二胡是舞台上唱“乌衫”的，哀怨自怜；笛子是山林的隐士，虽说超凡脱俗但又是过来人；扬琴是市井的贩子而拔拉是大肚子将军……
因为民乐善于单独演奏，所以每一件乐器的演奏技巧都特别多特别烦琐。琵琶古筝我不知道，单说我熟悉的笛子，什么颤音、打音、滑音，花舌，吐音的，一大堆琳琅满目，然而却曲曲都用上，一首普通的《苏州行》就已经把所有的技巧都囊括得差不多了。这曲子我摸过，快板那一段真的挺难。这么多的演奏技巧全是西方乐器所没有的——他们讲究的是如何去合作，我们追求的是怎么去表现，所以柏杨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
因为演奏技巧是很考个人能力的东西，为怕曲高和寡，民乐曲子一般都有很多的版本——大家都挑自己能够演奏的版本去学。单就一个《牧民新歌》来说，通行的版本就有3、4个这么多。我曾经贴过帖子在校园情怀里，寻求最普通的那个版但却不得所终。中国人不计较版权问题（据说曾经有个上海的出版界高官跟余秋雨说，盗版怕什么盗版是对你作品的一种认同啊！我晕！），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是创作大师——也正因如此，所以传下来的古乐曲很少真的是古乐，一般不是经过大刀阔斧就是只取神韵而不求其实，譬如《春江花月夜》。
说到这里，我倒想说说我们潮汕音乐。做为一个潮汕人真是该值得骄傲的事。因为很多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都在这鸟不拉屎的蛮南之地保留下来了。潮乐便是如此。据考证，潮乐中著名的《寒鸦戏水》其实是一首很古老的、以前在中原地区盛兴的流行音乐。这么一首曲子得以流传下来，除了交通闭塞和封建文化封锁以外，多才多艺的潮汕人也定然功不可没。
西方音乐熙攘而中国音乐孑然。所以，民乐有合奏是近代的事。在这方面得感谢刘天华。中国近代民乐合奏是在他的编排倡导下完成的，二胡也是在他的手下改良成功的。并创作出大量的二胡曲目如《良宵》、《病中吟》、《独弦操》等等。
关于二胡，我记得张爱玲曾经有过这么精辟的描写：“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这是她跟小提琴做出对比时得出的结论。胡琴确实跟小提有点像。彼此都悲哀着，仿佛有很多郁郁的不痛快，闷着口气没憋出来。这大概是弦乐的发音有关，因为它的声音接近人声，吚吚呀呀地，仿佛受尽了委屈，期期艾艾地。但我总认为二胡最终的悲剧命运跟刘天华有关——他实在实在是作了太多二胡的悲鸣曲了！但二胡也可以是很轻快的啊，譬如在广东小调里，二胡俏皮着呢，那《步步高》、《旱天雷》、《喜洋洋》、《鸟投林》，那一支不是蹦发着喜悦的？那一支有旧社会的苦大仇深？
然而，虽然二胡拉出了喜悦的调子，我还是不喜欢广东音乐。广东音乐的全盛时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像《赛龙夺标》这样标志性的音乐都是那时候出来的。那时候的广东，憋了上千年的怨气终于吐了回来——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广东人写的，康有为，粱启超。孙中山等一批人走了出去，然后又风风光光地兜了回来。广东仿佛一夜之间暴富了，开放的商埠带来了西洋的大烟也带来了西洋的歌舞——扬琴这东西就是这时候来的，杨琴杨琴，其实就是洋琴嘛！然而，富是富了，但那种富却还是小家子气的，没见过世面的，是趿拉着的木屐敲在石头铺成的西关道上，和着敲更的梆鼓，咚、咚、咚，沾沾自得的声音透着底气的不足——西关大屋再大跟人家山西的豪宅一比那一个叫九牛二毛。这样音乐再喜悦些，也还是让人觉得不安，仿佛有人窥探似的。
刘天华的《良宵》其实还有个名字，叫《除夜小唱》。这个名字我更喜欢。这本来是首欢庆的曲子，然而因为是二胡，又因为是刘天华作的，所以怎么听着都觉得哀怨。这曲子有小提琴版，也不见喜悦到那里去，因为还是按着二胡的套路，一路拉下来，凄凄迷迷的，是穷苦人家的新年，喜儿跟她爹杨白劳，“别家闺女有花戴,老杨没钱去买来,扯上二尺红头绳,帮我闺女扎起来~~呀啊~~扎起来~~~呀!”。
既然说到二胡，免不了要说《二泉映月》。说到这曲子，又很容易会让我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小泽征尔。因为他曾经说过，这首曲子不是站着欣赏的，也不是坐着欣赏的，而是要跪着欣赏的——然而，姑且听着吧，日本人都很矫情的，赞美的话打折了来听还觉得亏。
既然说到小泽征尔，顺便就扯远点，说点别的。他出名是这样的。据说某此欧洲著名的音乐比赛（忘记那个了，是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么？）中最后剩下小泽和另外两名同样优秀的人，比赛很激烈，因为这三人都一样出色。比赛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三位选手轮流上台，他们都发现所指挥的乐谱中有个地方出现问题，别都向评委提出疑问，但在被告知乐谱没问题后，另外两个参赛选手都继续比赛，指挥完了乐曲。只有小泽，当他第三次在这个有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后他下台了，他跟评委说，他指挥不下去，这比赛他放弃，因为这乐谱确实是有问题的！结果不用我说大家都可以猜到，他获得了这次比赛的最终胜利。
我讨厌日本人，真的，恨之入骨，但在痛恨对方的时候，当我回过头来，却又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至少，像这样敢于挑战权威的事，我敢说，就没几个中国人能够做得到！前几天抗日情绪高涨，我却巍然不动，何必呢？抗日我们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暴动，只要把自己的工业搞上去，经济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不抗就可以“日”了它！
扯远了，话说回来，还是《二泉映月》。这首曲子，即使对二胡不感冒，大概也听说过，所谓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曲子是阿炳的名作，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说的就是他的故事。曲子其实是阿炳信手拉来，并不是在琴房里憋出来的惊世巨作——这世界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东西最美丽。《二泉映月》这名字还是杨荫浏和祝世匡给取的。据说录这曲子的时候阿炳二胡的弦是断了打结的，而且那时候阿炳已经因为鸦片烟中毒病入膏肓，录完音乐后不久就辞世人间——上帝总是仁慈的，在最关键的时候让美好留在了人间。
其实《二泉映月》这曲子不算十分悲哀，我们欣赏的时候很喜欢去翻它的旧账，把阿炳凄苦的一生糅合进来，然后发挥想象，曲子便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了。按照阿炳自己的说法，《二泉》这曲子其实是对一段童年生活的回忆——他的童年虽然清苦，但还不至于悲凉，所以曲子哀而不伤，凄苦中带有隐隐烛光般的希望。调子是很传统的中国式音乐，由一个引子加三个变奏再加一个伏尾完成，一唱三喝，一步三回头——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但陈钢却不这么认为。
我在一次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有幸听了陈钢的一次演讲，很精彩，但对他评价对中国音乐的看法却不敢苟同。他说，有次在美国，公路上汽车里播着黑人的爵士音乐，叮叮咚的旋律一路向上，周围是美国的高楼大厦……从这音乐中他感悟出了这是美国民族性的东西，是一种积极的，向上冲的冲劲。他反观中国的音乐，举了个例子说譬如中国的秧歌，迂回曲折，进一步退三步的，兜来转去，还是回到原地。这恰如国人的民族性，凡事种总是掂量着走，发展得很慢，一个前进是用几个后退换回来的——他是地道的上海人，有的是西方人的视野。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这前进与倒退正是中国儒学的一个精华所在：每个进步都是真真切切的进步，宁可用几个倒退也不肯把基石建设在没把握的沙地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突如一夜爆发性的东西是很少的，统统是经过酝酿的，密密安排起来的，除了一次非典——千百年来也就这么一次。再说，这样民族性的东西在我们的国土上延续了几千年也不见得给淘汰？可见它存在的合理性，别忘了，中华民族是现今这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