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下决心辞了职。十几年来，也终于可以早早地回家过年。无职的轻松，想着回家的喜悦，足以令我归心似箭。以往每次回家都在年底，春运时一票难求的焦躁，车上、车站及道路的拥挤堵塞，无不让我现在想来都恐惧。天下的游子同时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里踏上回家的路途，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路上都是身背行囊，行色匆匆的旅人。而那景象每到岁末年初都在延续都在重复。
   家，相对于我，或许只是我固定的客栈而已。母亲就是那永远倚门守候的侍者了。风尘归去，不仅仅是思念母亲和她亲手烹调的中意小吃；还因为只有家才能熨贴那皱皱折折的心境；因为只有家才能梳理苍凉落索、凌乱不堪的情怀。一直飘浮无依的心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安全着落。更因为有母爱在侧，方能肆意贪享宁静与慰籍。远游千里，经年难归。就算回家也只能呆上四五日。相聚的喜悦还没把茶杯捂暖又将吞咽离别的青涩。每次的离别，都徒留一屋子的孤独寂寞，思念和牵挂给了母亲，而无奈的母亲只能默默守望我的下一个归期。
      在一个天空低垂、阴沉寒冷的午后我回到了老家。故居的四周荒草漫膝，尽管已是枯枝败叶，却依然可以遥想它们在盛夏是何等的疯狂与繁茂。空置了几年的屋子显得零乱与落寞，门前四棵父亲生前亲手种植的柏树依然苍翠挺拔，也快要高过屋顶了。而隔着四棵柏树是更老的老屋，更老的老屋早已坍塌，成了废墟。如经历了战火一片狼籍，黑漆漆的瓦橼、木板、窗棂东倒西歪倒在瓦砾和乱石堆中，说不出的凄凉景象。
     母亲笑微微的端出早就烧旺的火盆，迎接她那经年在外，难得回家的儿孙。母亲很老了，七十多岁了，尽管还是耳聪目明，但已呈老态。七十多岁是个受人尊敬的年龄，也应是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年龄。可母亲却坚持一个人居住，寂寞的和光阴作伴。我伤感于母亲的白发，伤感于母亲的苍老，却无法向母亲表达，只能将无限的伤感深深的埋藏。母亲因兴奋而激动，竟然叫错了我的名字，待重新再叫时，却叫成了去世多年的二哥。母亲满是皱纹但依然白晰红润的脸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勉强笑道：“你看我，真糊涂了”。
      兄嫂们闻知我们的归来，也都赶来，长久的分别换得相逢的愉悦。爽朗的笑声一次次在屋子里回旋。冬日的山村天黑得太快，转眼就夜幕四合，寒意侵骨了。母亲说：“你们旅途劳累，早些歇息吧”。却顺手把火盆端进了我的卧室。
    夜色漆黑一片，我睡意全无。老屋的每个房间我都探看一遍。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伤感，不同的欢笑。而最使我心潮翻涌的是那已成废墟的老屋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在那老屋出生，成长。那已废弃的老屋承载了我们和我家太多的苦难和泪水。尽管已是过往云烟，可依然恍如昨日。
     母亲子息太多，生养了我们九个儿女。虽然当时大姐已出嫁，大哥和二哥也相继结了婚分了家，但连父母亲还有八口人。因为孩子太小，劳力又少，队里凭工分分的口粮总不够吃，每年过完年后粮仓就可见底，饥馑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青黄不接的五月。母亲常端着米斗，硬着头皮向左邻右舍借米，借多了也不好意思开口，那时大家也都不宽裕，况且到时总要还的。艰难时，全家以南瓜花、南瓜叶、萝卜、萝卜叶、青菜梆子等等充饥，可那些东西不但难以下咽还不耐饥，一下子肚子又饿了。小时侯，我恨透了南瓜花、萝卜、青菜梆子。时至今日，我一见它们都还反感。最可口的美食就算红薯干煮稀饭了。可惜红薯干不多，母亲多半要留下来招待客人。日子虽然贫困但不潦倒，母亲通常在灯下浆洗或缝补全家的衣服。我们穿出来的衣服尽管打满补丁，却干净整洁。家里也收拾得齐整，外人根本不知我们家已多日无米下锅而仅以青菜果腹。我常听父母亲叹息说：“要是能有碗饱饭吃就好了”。敢情父母亲把有碗饱饭当成幸福生活的标准了。而在当时是多么难以实现的梦想啊。
     那时，家里虽穷，但也有快乐的时侯。每日天黑，四方的饭桌上点一盏油灯，我占一方写作业；父亲占一方抽闷烟；空一方灯光给姐姐剁猪草；另一方母亲一边就着昏暗的油灯纳鞋底，做针线，一边教我们唱歌。所以，我从小就会唱《康定情歌》、《绣荷包》、《十送红军》等很多至今听来都耳熟能详的歌。我困倦了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睡着，母亲把我抱到床上安顿后继续忙活。有时夜半醒来母亲的身影还高高大大的倒映在墙壁上。全家人的鞋全凭母亲一针一线，不眠不休的缝制。有时到了大年除夕，我的鞋还没做好，我不懂事着急地催母亲快些，母亲都会自信的说：“不急，耽误不了，保证你明日有新鞋穿”。到了大年初一，一起身，床前果然整齐地摆放一双崭新的黑面白底的布鞋。我自顾欢喜穿着新鞋，却不知母亲已熬了一夜。
     到了秋末冬初，几阵寒霜过后，樟树子差不多都熟透了，那乌黑乌黑的樟树子落得满地都是。二姐和三姐顶着呼啸的北风，去樟树林捡樟子儿。将樟子的黑外皮剥了，剩下的子核晒干后可以拿到供销社卖钱，大概二分钱一斤。二姐三姐每天捡回一大筐，晚上就着油灯在火塘边剥樟子皮，有时我和四姐也会帮忙。姐姐们一边剥皮一边憧憬着樟子卖了钱可以实现她们盼望了好久的心愿了。二姐一直想买条红丝巾，二姐说：“书记家的小莉好早就买了一条了，红艳艳的，围在脖子里还在胸前打个结可好看了，”二姐很羡慕，每次看到小莉，目光总谗谗地落在红丝巾上。三姐说：“我要买双尼龙袜子，一松一紧象有弹簧，肯定暖脚”。那时，我们穿的都时纱袜，袜筒口要用带子绑住，否则就会滑下去，露在裤脚外，既难看又不暖脚。此后的日子，姐姐们天天白天捡樟子，晚上剥皮，母亲则负责帮着晒干樟子核。等樟树林没有樟子捡了，姐姐们就背着一大袋樟核兴高采烈的去供销社卖。
     二姐和三姐终于买到了她们梦寐以求的红丝巾和尼龙袜，剩下的钱还买了一颗纸糖。母亲用菜刀背将那颗糖砸成几小块，三个姐姐和我分着吃了。要知到，在贫穷和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一颗糖足以令我们快乐得象过节，漂亮的糖纸也要整得平平的压在枕头下，临睡都要摸出来翻来覆去地看几遍。 打那以后，两个姐姐象开心的小鸟。二姐一有空就打开箱子，拿出红丝巾对着镜子围在脖子上，也象小莉一样的在胸前打一个结。用双手端起镜子，左照右照，前照后照，脸上顿时红霞飞舞。然后万般不舍得轻轻地将红丝巾再解下来，小心翼翼折叠好，用报纸包着，放回木箱里。二姐说要留到过年才围上。三姐也一样，每晚睡觉前洗了脚坐在床上，将她的新尼龙袜穿了又脱，脱了又穿，左脚右脚的比来比去。最后还是脱了，只盼望春节早些来临，这样三姐就可以穿新袜子了。
      临近春节的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雪，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远处的高山田野，近处的树木屋顶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家里生了火堆，全家人都围着火塘烤火。母亲在赶做全家过年的鞋，姐姐们帮母亲糊鞋面，纳鞋底。两个姐姐忽然心血来潮，拿出红丝巾和新袜子在母亲跟前比比试试。就在此时，两只怕冷也倦缩在火塘旁取暖的狗，不知怎的突然打起架来，火塘里的火星和燃烧的树枝四处飞溅，我们也四散躲避。慌乱中，二姐的红丝巾和三姐的一只袜子掉在火堆里烧着了，二姐三姐拼了命的想把火扑灭，可红丝巾和尼龙袜一着火就呼的一下想就都来不及了，全家人眼睁睁的看着红丝巾尼龙袜烧成了灰烬。二姐和三姐一脸的懊恼和痛苦，哗啦啦的眼泪瞬间如倾盆大雨。母亲也跟着不住的抹眼泪。我操起木棍，发疯似的在雪地里追打那两条可恶的狗。那心碎的情景我永远记得，也不能释怀。
    几年后就分田到户了，父亲母亲带着姐姐们没日没夜的苦干，开荒挖沟，种地养猪。流尽了汗水，累酸了骨头。全家人终于可以吃碗饱饭了，饥饿难耐的日一去不复返了。姐姐们不但围上了红丝巾，不但穿上了尼龙袜。而且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毛线织自己喜欢的毛衣。冬日里，火塘边。父亲和母亲一边烤火一边盘算着哪一块地适合种花生，哪一块该种红薯。又说，开荒地也要种上水稻因为上半年雨水好，哪些田晚稻收完再种油菜或萝卜，多养几头猪，到过年时宰一头……。幸福的生活在父亲和母亲的筹划中慢慢展开……。
       几声犬吠把我从老屋的记忆中惊醒，夜阑人静，寒夜无风，却刺骨的阴冷。母亲睡觉了。我独守明灭的火盆，难以成眠。有多少儿时的欢乐与痛苦，笑声与泪水都在老屋里盘旋回荡。我一直无法忘却那条红艳艳的但烧成了灰烬的红丝巾，和那双鹅黄色可松可紧的尼龙袜子。我一直无法忘却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还有那两条刽子手一般的恶狗。
    姐姐们的音容笑貌走马灯似的浮现在眼前，还有父亲和二哥，我仿佛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余温，仿佛他们一直不曾远去。
     老屋虽然已经坍塌，不复存在。可在我心深处，老屋依然坚挺，屹立不倒，还在为我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