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盲流屯，那真是一言难尽的。若非北方人，保管并不知道“盲流”一词的来历，而盲流聚集一处而居，形成了小镇里的小屯，更是并不久远却已的确成为了往事的往事。“盲流”是个道地的北方词汇，单指一些外来务工的人群，取意为“盲目流动”吧，说起来倒也贴合“流动”的特征，但也有词不达意的成分，因为那些多为农民富余劳动力的盲流们，流动起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序的。那些人有的农闲了就出来务工挣外快，农忙了就又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播种或收割，有的在城市或乡镇里流动久了便也养成了工人的习气，彻底脱离了农民的身份，因此落地生根便脱离了盲流的行列。但是他们在本地人眼里仍旧不是本地人，他们仍旧是盲流。因此盲流有时候已不是一种称谓的词汇，而是一种身份。
  有了这种身份，即便是已经落地生根了，也仍会遭人鄙夷或猜测的。比如小品《超生游击队》，挺着大肚子躲避计划生育的人被称为“盲流”，据说与“流氓”相差无几了。在湖南他们被称做是“打流的”或是“乡里的”，就象是说一部分无所事事的人。在广州他们被成为“外来妹”或“北佬”或“打工仔”，一提起来人们眼前便似乎出现了浩浩荡荡扛着蛇皮袋子睡在车站广场上的“春运高峰”，或者是电视节目里经常出现的各类劳务纠纷。他们有最沧桑的脸孔和最勤劳的双手，有最善良或最蒙昧的心灵。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屑一顾又不可缺少的工作，用平凡是手砌起摩天大厦，把汗水或希望随着混凝土凝固在每一道墙壁的缝隙里。当然，我的话说远了，我要说的还是那个被称做盲流屯的地方的那些盲流们，混同着我年少的记忆在发黄的相册里泛着班驳的光，说不清悲喜哀愁地蔓延。
  小镇是个煤矿小镇，整个镇子就是由煤矿及其附属机构构成的。在这些负数机构里，发电厂需要的技术工人是那些矿工子弟由技校毕业后来担当的，矿工医院需要的专业人员是上级部门委派来的，工人浴池的杂工是那些其他工种工人的家属，学校里的教员也是教育部门安置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镇不足一万的人口里，每个人都跟煤矿息息相关。机关、工会、运销队、供应科……每处有每处的职能，每处有每处的人员，它们互相配置相互合作的生活里，同样有着三六九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那些坐办公室的机关女人们，每日里穿着小镇子里最光鲜的时装，用广告里最时髦的化妆品，迈着平常人最不敢企及的悠闲步子，一张报纸一杯茶水，早晨九点钟透过办公楼朝南的窗子来欣赏阳光或悄悄议论些上层领导的鸡零狗碎，晚上五点的时候则透过办公楼朝西的窗子来欣赏夕阳，偶尔也谈论一些与自己生活根本无关的国际风云。她们养尊处优习惯了，看人的目光也不由得傲慢和迟缓起来，守着小镇子上唯一一栋楼房如同守住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充分享受着一个签字或一个公章主宰别人命运的快乐与从容。当然她们也间或犯一些时尚性的小错误，弄一些小笑话，比如办公套裙配上了旅游鞋，吃国氏全营养素饿得头晕眼花什么的。这些小错误没人发现也没人指出，她们也就继续保持着最本质的高傲而高傲着。她们是最鄙夷盲流那一群体的人。她们认为盲流过来的男人们都是下等人，而下等人的女人们更是与自己无法相提并论的。那些女人穿最落伍的粗糙服装，用最低劣的五毛钱一袋的山花牌雪花膏。从事的工作呢？要么是专职的家庭主妇，要么是装装卸卸挥锹抡耙的重体力劳动。她们是与人打交道的，她们是与煤打交道的，社会分工的不同造就了她们身份地位、生活习性、人生理念的孑然与悬殊。所以这些统称为女人的人多半老死不相往来，也没有往来的机会和必要。另外那些男人，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的男人们，没有女人们那些细碎和敏感的比较，所以看起来倒是一团和气的。劳动本来是一种粘合剂，因为劳动是需要相互合作的。在抬一辆重型电机车的时候，正式工和合同工一样都要伸出曝着脉络分明的青色血管的大手来用力。在劳动过后的豪饮中，他们也不分尊卑地挤在一起拼酒量发牢骚，讲黄色笑话。另外有些男人与混战在生产第一线的男人们不一样，他们不在劳动的最前沿，也无法分享和体会共同流血或流汗的平等塌实，他们在发电厂、运销队或者医院、学校工会等部门工作。他们与盲流们接触同样比较频繁但毕竟是有限的，谈不上深入，一切接触都开始于工作也结束于工作，在生活上是划得很清的。发电厂的人拥有着小镇里最漂亮的院墙和厂房，那些发电机组循环用水的晾水池子定时喷放着晶莹的水柱，使得这个单位有了类似音乐喷泉般的漂亮景观。于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是趾高气昂的。发电厂旁边的矿工医院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因为职业的缘故而一尘不染着，戴着口罩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他们开处方或者卖药品，也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据说他们开刀的时候对盲流和非盲流的刀法是不一样的，自然这只有刀和被刀割到的皮肉能知道。运销队有自己的蒸汽式火车或汽车，他们运煤也运人。他们多半坐在驾驶室内，是与寻常人隔着的。工会上的人们一年闲着半年，有了什么特定的庆典和节日活动之类的时候才动作起来。那些在工会舞厅里上班的人，自持着超凡的技艺更是矜持又孤傲。他们在浓重的夜色里闪亮登场，而在这个时候，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或者盲流们要么陪着老婆孩子在看电视，要么纠集在一起打牌喝酒，所以这两个夜色是分开的，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如此，盲流们还是来了。他们是被时代的潮水冲过来的，在九十年代的经济春风里来到广阔荒疏的北方小镇上，自谋生路或者由亲戚朋友推荐，辗转迁徙，放下农具拿起了工具，脱下布衣换上了蓝色的工作服。他们在安全帽上绑着矿灯，脚上套着胶皮靴子，在漆黑的井下轮番上阵。起初他们挣三餐一宿，后来挣一个小小的家，再后来挣的就是情感与欲求了。
 
  小镇没有悠久历史，因为它原本是山谷里的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被发现地下蕴藏了煤炭，被开采，被建立成镇也不过五十年的历史。小镇也没有名字，因为距离城市有五十九公里的路程，便被简称为五九了。小镇上的正式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就成了五九人。而那些盲流们呢？他们不是五九人，他们来自东北三省或更远的农村，有的打单帮，有的拖家带口过来，佃住在五九人的房子里，象一种外来的侵入。后来，渐渐的在小镇的最东端，在最靠近矿工区的居民区边缘，他们倚着山坡挖出了地窨子，建起了自己小小又简陋的家。那是一种简单又通透的家，只有三面墙，后面是山坡，象是窑洞。那些家里用板皮夹着泥巴筑成了简易墙将房间分成两间，一间里面搭起了长炕做卧室，一间里面搭起了灶台做厨房。刚开始零星的有几个地窨子，后来越来越多，再后来就成了片儿，形成了自然屯。人们就叫他盲流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生活资料具备之后，他们的本性也开始显露了。他们在自家的房前开辟了一块块土地围起了栅栏成了菜园，种一些扎实的蔬菜，白菜土豆或者黄瓜，都是最好伺候的农作物。他们在房子旁边盖了木板子仓房囤积木柴和煤炭做燃料。他们甚至在仓房旁边盖了间小小的狗窝，这样看家的狗也住进来了。日子就越发得象日子了。男人们上班下班，女人们烧火做饭带孩子，有了小孩子的哭哭叫叫，还有了庄稼的生长和鸡飞狗跳。生命力贵在创造，他们在镇子边缘创造产生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盲流屯，象一个私生子一般没经过认证也登堂入室了。这里的生机是盎然的，最粗壮的男人最干练的女人和最顽皮的孩子，带着一派农村来的天真和工人的憨直。这里的日子也是如火如荼的，这里是镇子边儿上的盲流屯，所以又象镇子又象农村。他们随心所欲地生活着，放肆地叫嚣，敞开门骂老婆打孩子，闭上门关灯睡觉，肆无忌惮地吐痰和在最简易的茅厕咯排泄。它也象这个小镇子上的一块瘤子，横竖卡在那里，五九人不认可它的存在它也存在了，十四户人家落了地，生了根，既有远亲也有近邻。当然这个小团体小屯子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有了一家杂货店，有了一家小饭店。他们筹集了钱款在附近的煤矿里拉了根电线过来，于是黑夜里有了光明，各式各样的秆子立了起来，上面支着各式各样的电视信号接受器，有的干脆架了一个废弃的铝锅，同样能看到电视节目。他们到就近的煤堆上偷煤用，到煤矿排水泵的水管子上挑水喝。他们顽强地活着，春夏秋冬寒暑易节，有了婚丧嫁娶，有了生老病死。
 
  关于盲流屯的存在问题也是屡次遭受过威胁的，比如说镇政府的土地管理局很多很多回派人过来征收土地占用费。可是他们建的不是房子，只能说是简易窝棚，所以没有房照，他们没有房照，人却住着，老婆孩子也住着，狗住着，有的还养了猪，养了鸡鸭鹅。还有派出所那些管计划生育的和流动人口的，三番五次上门来查证。但这一切并没有扼杀了它的存在。盲流们是舍不得花一分钱在那些无谓的花销上的，办暂住证、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交管理费等等，一切都是无谓的开支。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是暂住要不要计划生育自己自有分寸，而交钱却是最实实在在的。他们的钱是弯腰弓背从井下挖出来的，简直就是用生命换回来的，每一分都是那么宝贵。所以他们和公务员们玩着藏猫猫的游戏，你来我走，你走我回，如是几番双方都很疲惫。他们还曾大打出手过。他们请土地管理办公室的毛头小子吃饭喝酒，妄图收买他而免收费用。结果人家酒足饭饱地答应了，返回头来仍是不断地上门来讨收。因此最朴实的盲流们动怒了，毛头小子挨了打。他们动怒不是因为管理费，而是毛头小子太不义道了。自然，盲流们也没少遭到过暗算。两口子正睡着睡着，突然闯进来一帮人，说是派出所的。手电筒一照，喝问那炕上躺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