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约公元前339～278年)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为楚辞体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著名长诗《离骚》“可与日月争光”，其它作品如《抽思》、《思美人》及短辞《桔颂》等，也都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除了文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外，屈原也是深受平民爱戴的形象，这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使人觉得历代史学家们肯定已对他大书特书。奇怪的是，屈原的故事历来为正史所不齿，楚国及春秋战国的典籍均不见记载，直到汉代忍辱受阉的司马迁首次将屈原的传说编入《史记》，他的生平才受到披露。但此后史学界对他又有所冷落。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为“不合经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他更是只字不提，直到宋朝王逸作《楚辞章句》，将屈原的形象理想化与圣洁化，附应了当时“忠君爱国”的儒学思朝，于是端午祭日和龙舟竞水等风俗也应运而生。可见民间所传说的屈原，是已经被后人大大地加工过的。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屈原的故事由于记载的间断而有失真实，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还是不难构筑其生平。他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后来由于列靳尚之流争宠于楚怀王，中伤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难以随波逐流，以致哀怨难平，愤而投入汨罗江。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怀的最好写照，请看他在《抽思》中的表露：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诗人与怀王以身相托，两情相怡，与后来女词人朱淑真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表达同出一辙。然而，怀王的移情使诗人哀伤不已：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灵修是古时女子对恋人的专称，屈原以此称呼楚怀王，同性间之爱情已一目了然。“浩荡”其爱在今日看来就是指有多个性夥伴，再贤明的大臣也会认为国君如此乃是天经地义，屈原更没有理由对怀王的“滥交”感到愤愤不平。宫中之女并无政治权力，应该说与屈原不会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但她们嫉妒诗人的美貌，为争宠于楚怀王而不惜对诗人造谣中伤，可见屈原与怀王之间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是带有性爱的成份。待到屈原后来创作《离骚》时，盛年已过，色衰而爱弛。

　　泊余若将弗及兮，恐年岁之不我与。朝搴仳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里是诗人对昔日风华的怀念与对青春逝去的哀叹。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屈原怨怀王移情别恋，其无奈之感与梅妃怨唐明皇别情杨贵妃一般。京剧大师程砚秋演《梅妃》，唱词有“初不信水东流君王他薄幸，到如今方知道别处里恩新”，言辞虽异，表达的却是同种哀怨。虽然怀王能“浩荡”其爱而无所顾忌，屈原对怀王的感情却一往情深：

　　阖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诗人仍是情深意笃，但一厢忠贞却无以抒发，而清高的个性又使他不屑卷入争风吃醋、尔虞我诈的宫帏之角，终于受到排挤和放逐，以致积郁难平，投江而死，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而凄美的一页。

　　屈原作为男宠与文学弄臣的史实至今鲜为人知，即使这份披露也会超出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理想化的屈原本来就是人为地雕凿起来的。去掉这些粉饰，真正的屈原仍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历史人物，更毋宁提他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经历爱情上的重大挫折，那么《离骚》又会从何而来呢？比如很多学者认为屈原的学生宋玉把楚辞体推向了颠峰，但这只是从创作形式上作比较。宋玉养尊处优，其作品曲尽幽意，虽是玲珑剔透，令人玩赏不已，但华丽之余却是清劲深远不足，在气势上还是比不得其师屈原的。

　　注：此文参考了天津学者矛峰之《同性恋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