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斌刚吃过晚饭就接到他妻子芸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董告诉她明天一早就离开北京返回了，两人呢喃之间甚是甜蜜。

　　31岁的董兴趣广泛，身上依然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年轻人已对自己的兴趣开始选择，他们不再热衷于一些喧闹和从众的形式，而是追随个性化的主题。96年冬天，董在一个文学沙龙上结识了同城的芸，来自对人生的共鸣使两人一见如故。“她很漂亮，但我更欣赏她的内涵气质，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那真是一种意外收获。”董认为美不因性别相殊而分彼此，它是一个整体至少是相互补充的。在同一时期，董不否认心中一隅存有对男性的渴望，只是这一次女性的阴柔之美被芸放大，占据了他对同性的爱慕。“何况同性相爱根本没有机会呢。”他说。

　　董自觉坠入芸的缠绵。像其他男人一样，经过三年多的恋爱跋涉，董进入到芸的最深处。家成为两人选择的共同归宿。“我们的感情很深，但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我不可能放弃我与生俱来的秘密。”实际上，董在走进婚姻之前，已发现了他心中的秘密。

　　“我很早就觉得我喜欢男人，但我不会选择和男人生活在一起。”让董变得这么坚定的原因是，同性恋在他成长的这个国家充满尴尬和压力，他清楚地知道同性恋被打上“有伤风化”标签后的命运。现在，董愿意别人对他使用“双性恋”这个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同性恋占了这个男人生命比重的大部分。

　　“我不觉得背叛了什么，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我甚至以为我与太太的婚姻也是背叛，它背叛了生命中的这个大比重。”董希望他的未来出现他早年读过的《廊桥遗梦》中的机会：那个第三者，那个黄昏，都足以让他邂逅一段美丽的风景。“我喜欢男人是对生命之美的补充。人一生总是向这个最高境界进发。只是我的目的地看起来与众人不同。”

　　董借助互联网寻找这片风景。他在同性恋聊天室里以不同的化名出现，当被试图接近他的人问及是否结婚时，他就拿出《廊桥遗梦》的故事说给人家听。但那些未婚的同志显然对这个梦想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已婚同志简直就是对女人和自己的伤害。“他们是纯粹的同性恋。”董有些苦恼。

　　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拒绝董的交往，但他们往往另有所图。“和这些人，我最多请他们出来一起喝喝茶，占用不多的下午时光。我害怕被传染病。”董比这些未婚的同性恋者在性方面多了一些顾虑，这个已婚男人此时想得最多的是避免给妻子和他的家庭招来灾祸。

　　“更重要的，我需要一个长久稳定的感情。”董比照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固执地相信同性恋也应有这样的专一。

　　2000年，董在同志网站认识了一个同样结婚了的同性恋者。“我对他提出交朋友的第一个条件是：‘你能对你的家庭负责任吗？’我不希望同性恋影响和改变我和太太的关系，影响到我的家庭。”董始终认为他现在的一切生活应该以家庭为重，这被他称为“责任”。

　　“当那完整的一个人浮现在我眼前，我小心翼翼地窥探……宛若一座神秘的花园，我徘徊在它门前。是的，正如我所料，那并不是天上的仙境，而却一定是我心所向往的人间胜景！我被深深吸引，不愿离去。”董在见到这个同志以后在他从不示人的邮件中描写他对这位情人的爱恋。

　　“他比我小一岁，有时候下班后我去他公司接他一块儿在外面吃晚饭，但我们不会耽误回家的时间。”两个基于这种“责任”的已婚男人开始了他们心中的梦想。为了不让各自妻子觉察，虽然同在一座城市，他们从不在一起过夜。这样，如果两人有一方出差，另一方也会跟着“出差”，距离天津两个小时的北京被认为是他们“出差”最理想的目的地。

　　“我们住在三元桥舒适的宾馆里，同出同进，别人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我和一个女人这样怕就不行了。”显然，同性身份给了董性娱乐最大的方便。但是对于各自的女人来说，男人外出总是有些明明暗暗的牵挂。她们的电话会不合时宜地打到宾馆房间来，含情脉脉的两个男人会意地笑笑，撇下对方来应付自己的妻子。“她可能会撒娇会生气，你得哄着她，直到听见电话那端笑了，她就会满足地睡去，剩下的夜晚就是我们自己的了。”两个男人在远离他们生活之外的地方尽情享受与女人不同的快感。董在这个时候，完全沉浸在从《廊桥遗梦》里看到的那片风景中。

　　“对男人是肉欲的满足，对太太是精神的归依。”董认为他对妻子精神的依靠强于对同性的欲望。“在中国，不太可能从同性恋者身上得到这种归依的感觉。”他说。

　　现在，董最愿意谈的还是他和妻子之间的生活，这才是他认为不可逃脱的主流生活。“晚上我们一起看电视新闻，她会将她公司的事告诉我，我细致地听，给她建议。她靠在我的肩上。我们在性方面也很和谐。”但是在这可以看到的幸福之外，在那个美丽的女人永远不能到达的地方，董还是感到孤独。

　　“当激情隐退，生活还原真相，恋爱刻意回避和掩盖的丑陋都显现出来，磨合与宽容是一种大智慧。这对同性恋也一样重要。”董将异性恋的规则和经验告诉他的同性恋朋友，他希望他们都快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