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经常吊在嘴巴边讲的“文化战争”，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同性恋的认同问题，而要找到“文化战争”的根子，还得到美国的宗教里寻找。尽管晚近几十年，美国宗教信仰成分越来越复杂，但美国的主流宗教信仰仍是围绕着《圣经》的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

　　具有强烈宗教信仰背景的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是，上帝让人类组合家庭，是基于“亚当”与“夏娃”有本质不同的上帝安排。而同性婚姻显然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所以，宗教团体竭力反对让同性恋婚姻正当化、法律化。

　　虽然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和反叛的思潮，宗教的权威体制遭到了冲击，美国人的自身价值观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在美国，周末去教堂的人仍然比看体育比赛的人多。同时，严格要求服从牺牲精神的教徒在南部和小城镇并不见得失去势力，尤其像新英格兰地区和南方人民的心里还保留着许多和宗教戒律有关的行为准则。

　　1962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举行祈祷和1972年的允许堕胎，这两项宗教保守势力极力维护的价值观终于在最高法院败北，而到了70年代末，同性恋的脚步又慢慢逼近了，很多美国人发现有点不对劲:同性恋者可以自由地把宣传品发给学生，而宗教组织却没有这种自由;最高法院禁止在教室墙壁上张贴《十诫》，而却允许把安全套发放给下一代。一批正统价值维护者们感到了恐慌，于是他们起来了，妇女、南方人、白人以及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在宗教的认同中联合了。1994年，一群基督教重要领导人的《福音派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的声明，它提供了一个表达新宗教保守派思想的思维主题和政治问题的简要阐述。声明签署者呼唤“公民社会的正常秩序”，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

　　保守派势力的联合也刺激了同性恋者的行动，由于同性恋者毕竟占人口的绝对少数，他们的呼声在很多场合下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湮没，于是他们必需寻找和建立同盟，这是取得权益进步的关键途径。正因为同性恋族群在追求平等权益的方面，与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点，他们很快就结成了联盟，以集体的力量向国会和政府施压。

　　1992年，在同性恋者的鼎力支持下，民主党的克林顿当选了总统，同性恋者的维权活动获得了一个更有利的环境。1996年在“罗默诉埃文斯”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1986年的判决，承认了同性恋者享有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利，此判决被誉为美国近十年来同性恋者平等权运动的最大胜利。

　　同性恋者的进取，又引发了保守派的不安。1998年，在一个寒冷夜晚，21岁的同性恋者、大学生马修·谢巴德在怀俄明州的拉莱米市郊被残忍地殴打，然后被绑在一排栅栏上等死。18个小时后，在死亡线挣扎的马修被人发现火速送到医院，但由于伤势太重，在5天后还是不治身亡。全美的媒体向拉莱米蜂拥而去。马修的死引起全美同性恋和反同性恋两大阵营的“对抗”。在当时紧张的形势下，以致马修的父亲在儿子的葬礼上发言时，被迫穿上了防弹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