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著名教授被耶鲁从剑桥大学挖过来。他虽然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有诸多不适应，对英国、特别是剑桥的文化和学术氛围百般留恋，但是，耶鲁的工资要比剑桥高一倍。于是他再也不回头了。另一位英国学生，在剑桥读完本科就来耶鲁读博士，混得并不如意，后来去了哈佛。我问他是否有回英国的计划，他无奈地摇摇头：还是人家美国人有钱。

　　但钱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德国学生说，在德国上学，教授无精打彩，图书馆破旧不堪。在耶鲁，教授和学生充满了活力，一个研究生竟可以借200多本书。要是这样借，德国的图书馆怕是早空了。所以，作学问还是得来美国。

　　这番景象，生动地揭示了欧美高等教育水平的消长。二战前，许多美国富人还要送孩子去欧洲念书，因为欧洲的大学才是一流。美国的研究性大学，据说还是一批 “德国博士”仿造欧洲的模式创造的。但被视为美国高等教育范本的欧洲大学，如今已是荣光不在。连牛津、剑桥这样几百年的名校也很难和美国的一流大学竞争。牛津本是欧洲大学的一大豪门，英语字典上的例句甚至还赫然写道：“牛津的捐助基金不可尽数”。如今呢，牛津的捐助基金相当于44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哈佛193亿美元捐助基金的零头。在过去51年中，英国产生了46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在最近20年中只产生了14位。一些大学的系被迫关闭，有才能的教授纷纷奔向美国。欧洲的高等教育，正在沦为二流。

　　这种没落，对照欧洲经济的崛起更是令人震惊。在二战刚结束时，欧洲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几十年后的今天，欧美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显而易见，经济水平并不能决定大学的水平。战前欧洲经济远不如美国，大学却比美国办得好，战后经济发展直逼美国，大学反而没落了。

　　在战后的欧洲，享受高等教育被视为人的基本权利，费用大部分由国家来支付。英国的学费，一律是1125英镑(2050美元)。法国的大学生，一年只支付大约400美元上下的学费。而在美国，大学学费动辄两万美元以上。结果，尽管有国家的大笔投资，欧盟国家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平均只占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1%；在美国则高达 2.3%。美国大学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钱，比欧洲大学要多两到五倍。结果，美国大学的课堂规模小，教授水平高，设施先进，课程丰富。德国的大学，师生的比例高达80或90比1。美国的前20位精英大学，师生比例基本全在10比1之内。本科的人文学院，一般课都只有20个学生以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比例，竟低达3比1！这也无怪美国的大学更为精英了。

　　有危机感的欧洲人，希望早早扭转这种局面。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从2006年开始，容许大学收不超过3000英镑的学费。然而，这一法案几乎比他在伊拉克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政策将使得穷人丧失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根据布莱尔的方案，学生的学费是通过学校提供的贷款来支付，学生只是在毕业后年薪高过25000或3万美元后，才开始偿还贷款。

　　其实，提高以后的学费也完全无法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英国教育家估算，学费应该涨到2万英镑左右，接近美国的标准，大学教育才可能收支平衡。可惜，已经习惯福利国家的国民，对这一点小改小革也很难接受。

　　不引入市场机制，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和美国大学竞争的可能。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仅有20万大学生，如今则有200万。英国1985年仅有14%的高中毕业生进大学，如今的比例则接近40%。如今欧洲经济不景气，政府入不敷出，维持急剧膨胀的大学生的教育费用，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英国的大学现在每年接受146亿美元的政府资助，但要维持目前的水平，未来3年至少需要追加140亿美元。据牛津大学估计，该校为培养一个学生每年赔4000美元，一年的赤字高达4000万以上。目前除了把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进日益拥挤的课堂，已经毫无办法。

　　政府的责任，不是包办国民的未来，而是帮助国民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劳工，为什么一定要为一个大学生能享受好得多的生活而为他的教育纳税 呢？大学不能完全靠市场规则运行。但是忽视市场规则却绝对不行。仅靠政府塞给大学钱、追加投资，无法创造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这也是急剧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 所应该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