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不肯承认我的故事是发生在南宁，因为它太小了，也太不出名了。我所希望发生故事的那个城市至少应该是有历史的，有四合院，有古城墙，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胡同的。南宁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年四季树都是绿着的，花都是开着的。可是，故事的感觉并不在乎它要发生的城市是有底蕴的还是无根基的。总之，它要发生就发生了。

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说不上英俊，但是高大厚实的样子却很有男孩子气，特别是那两道英挺的眉毛叫人感觉很难接近。可是我还是跟他最接近的一个。我住在上铺，他睡在下铺。他来的时候，父亲母亲姑妈姑丈表哥表姐跟了一大群。一群人好象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他。

　　大学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到处都要花钱。在农村捡片树叶或土坷拉就能解决的事，在城市里要花两块钱买卷纸。那纸到是很柔软，柔软的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双手。那双手是尉的。

　　那时侯还是高中，学校宿舍的床是用长长的木板搭成的，分上下两层，通铺。上层睡15个人，下层也睡15个人。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周末了不想留守宿舍的同学总喜欢叫我替他们值班。我们那个镇子很穷，要外出打工的人总要先在我们的宿舍附近转悠。那里面有让他们心痒不已的纯棉花被子。在异乡卖苦力能盖上一床纯棉花被子是一件既体面又舒适的事。也只有对念书的学生，家里才舍得缝一床纯棉花的被子。

　　还是个星期六晚上。我照例答应替一个要回家给他爷爷带孝的同学值班看宿舍。周末，学校心疼电，宿舍里的灯是不开的。点着根蜡烛，我在教室里独自看着一本白话聊斋。有关鬼狐的故事很容易叫我浮想联翩。不觉间蜡烛便烧得只剩下一摊泪了。揉揉眼，收拾好书，我准备回宿舍里。

　　乡下的夜极静。乡下学校的夜也就更安静了。我摸黑开了宿舍门，顺手用门背后的木杠子顶好了门，才在既黑又静的下层通铺床上脱光了衣服，躺进了纯棉花被子里。梦里该梦见一只狐狸精吧，头刚一落在枕头上，我就睡着了。

　　狐仙真的来陪我了。但是狐仙的手应该是又热又软的。我还在疑惑中，这只手已经移动到我的屁股上。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人绝对不是狐仙。是尉。他身上浓重的汗味在白天上课时问我问题时很容易的让我的鼻子记住了。

　　我有些怕了，正准备坐起来时，尉猛地用搭在我腰上的手把我的身子翻了过来，然后顺势压了上来。他也是一丝不挂。我一个“尉”字还没有出口，他热乎乎的舌头已经伸进了我的嘴里，我的双臂被他牢牢的压在身下。他在我身上剧烈的抽动着。我则像被抽去了骨头似的，软绵绵的仰面躺着。我知道军蓄谋很久了。我知道我无法抗拒。尉像小豹子一样强健的身体是我们那群男生里无法打败的。

　　尉的舌头舔到了我脸上咸咸的泪水，他直起身子，迟疑了一下，然后又重新把我紧紧的压在身下。他在我耳朵旁低声的说：“如果你是个女子，我一定会把你娶回家的。”

　　整整一夜，尉粗壮的胳膊一直都箍在我的腰上，我无法脱身。我的枕巾也湿透了。

　　除了选择更安静地学习之外，我发现我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尉的暴戾是宿舍的法律，没有人敢违背他。他蛮横的把我的铺盖紧挨着他的铺下，并挥着拳头宣布旁边的人让远一点。

　　我至今还弄不明白的是，那晚我明明顶好了门，尉是怎么进来的。

　　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除了经常躺在床上低声吹着口哨之外，他很少开口。不过我不得不佩服他把口哨吹得真好，比口琴有味道，比洞箫更深沉，比夜里躺在床上聊班里哪个女生身材好的声音更不知道要美妙多少倍。

　　不吹口哨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看书。他看的书几乎全是俄罗斯或前苏联人写的。或许那个国度的某种情调正暗合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气质。

　　他和我一样，永远都没有老乡或朋友来找。当宿舍里的其他人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找女孩子去外面玩时，就剩下我和他留守宿舍。我们几乎都是在床上。我在上铺看张爱玲，看三毛，看《红楼梦》。他在下铺低低地吹着口哨，手里拿着一本屠格涅夫的《前夜》。有时候，我会从上面探下头来，问他一两个问题。比如林黛玉为什么不和贾宝玉私奔，或者白流苏的原型可能就是张爱玲吧。他总会待一句曲子吹完整了，才微露一点笑意的反问一句：可能吗？

　　每当这时，我多半会把翻开的书盖在脸上，然后模仿着他的声调说一句：不可能吗？接着，他的口哨声又会低低地响起，不过听起来有了些欢快的味道。

　　南宁的冬天虽然还有荷花在图书馆后的池塘里静静的开放，但是到底透出一些寒意。学校里的女孩子们也稍嫌夸张的戴上了翻了绒毛边的帽子和露出指头的毛线手套。家里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寄到，几家报社拖欠的稿费也还不见踪影。我从来都不会主动向家里伸手要钱，在高中时就死了的心里对人们用矫情的面孔刻意装扮出来的亲情也缺失了安全感和眷恋。

　　我只有饿肚子。饥寒交迫的日子让我想起图书馆后面那个小池塘里的荷花。花朵仍然像夏天开的一样热烈，身子下面的水却是刺骨的凉。

　　肚子的抗拒声实在是太大了。于是我跟一个舍友借了十块钱。在南宁，一碗二两的老友粉是两块钱，十块钱可以吃五碗又辣又鲜的老友粉。一天吃一碗，十块钱可以过五天。我小心翼翼的算计着。

　　但是第四天晚上，那个舍友叫我还钱了。拿人的手短。我陪着笑脸掏出钱包说：“你看，只有两块钱了。再过两天我的稿费到了，我一定还。”舍友实在等不及了，从我那可怜的钱包里抽走了那两块钱，然后一不屑的说：刚好够我坐公车。但是你得记得还欠我8块钱。

　　我突然很想哭，我实在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看着床上粉红的枕巾，我记起了那些在冰水里热烈开放着的粉红荷花。我还是笑着把舍友们一个个目送出了宿舍。又到了精彩的周末了，他们应该玩得开心才对。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

　　就在我一个人伏在枕头上认真的数着自己的泪珠时，他推门进来了。他今天晚上应该去一个亲戚家吃饭的，我抬起头不解的望着他，竟忘记了把还在继续跌落的泪珠算进刚才正数的数里。

　　他就站在我们的架子床前，一脸平静的看着我，英挺的眉毛却有些皱。他用手背替我拭了拭不断滚落的泪水，然后定定的看了我一会儿轻轻的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说，又静悄悄的回到了他下铺的床上。

　　我以为或者说我渴望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没有。我又把脸埋进进了粉红的枕巾里。这次的泪珠里多了一种我也弄不明白的意思。

　　第二天醒来时，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面值100的钞票和一张窄窄的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认为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推辞。

　　我探下头去看，睡在下铺的他正戴着耳机听音乐，英挺舒展的眉毛下，眼睛微闭着。

　　我再一次开始在枕头上数着泪珠。这次的泪珠有些淡淡的味道，不是咸的。

　　他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过元旦。我忧郁了一下，然后愉快的点了点头。我是八个人的宿舍里唯一收到他邀请的人。他的家在距南宁不远的另外一座城市。不过我没想到，他的家里是那么富有。三层别致精巧的小别墅里，布置的很温馨。他那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看起来典雅雍容却不失亲和力。尊为那个城市知名企业总裁的他的父亲也是随和而幽默。身为独子的他开始殷勤的招待我去看他的房间，言谈举止间全无了在宿舍里的安静。

　　当我觉得自己有些迷恋那个弥漫着温情的家庭时，三天的假期结束了。

　　家真的有这么美好吗？这个问题在回校的火车上不停的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

　　他把在家里才有的欢快带回了宿舍。当然只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留守的周末。我们开始整段整段时间的聊天。说的最多的还是文学和他成长中的趣事。我很钦佩他对文字的感受能力。我那些为了生活而发表的文章在他的剖析下，几乎都原形毕露。我很开心，他是懂我的。在这样社会里能有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