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

(作者或来源) 板蓝根　　原标题：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

　　

　　张锦雄。

　　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正如尼采所说，“那没有击垮我的，将使我更加坚强”。作为一名艾滋病人，同时亦是一名同性恋者，Ken仔曾有过许多迷惘与无助，更觉人生便是黑暗。但面对死亡，Ken仔重新思考自我，如今不仅成为一名专职公益工作者，追逐自己的梦想，也与家人、同学、朋友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

　　如今，站在公众面前的Ken仔显得自信、阳光，不少艾滋病人、同性恋者将其视为人生的榜样。

　　也有不少人在微博上留言，对他的生活表达羡慕之情。但Ken仔却表示，倘若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环境一时无法改变，与其抱怨环境或羡慕彼时彼地，不如选择站出来，坦然面对公众，以实际行动改变刻板印象，以生命影响生命。

　　8月底，Ken仔再次来到深圳，作为50本“深夜真人图书”之一，供深圳市民“借阅”。Ken仔表示，最近几年他在内地的时间逐年增加，今年已有8成时间在内地。下一个十年，他会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全都放到内地。早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就已放弃英国籍的Ken仔，自认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香港人，“我爱这片土地，爱这个国家，希望为和谐社会尽一份力。”

　　■人物简介

　　张锦雄来自香港，18年前患上艾滋病并因此濒临死亡。1998年与两名朋友创办义工机构——香港彩虹，帮助艾滋病人和青年同志接纳自我、重新建立社会关系。2007年开始到内地做巡回演讲，到疾控中心、传染病院做反歧视培训。

　　公益梦：

　　“要有一点火在烧”

　　在历史的洪流中，哪怕像一滴水一样发挥作用，用生命影响生命，就觉得人生没有白过。

　　整个7月，来自香港的Ken仔和伙伴们一直奔波在中国各大城市。这个由来自香港、台湾及马来西亚、泰国华人组成的“彩虹”讲师团，希望借由这场“十城公益巡讲”，鼓励更多年轻人接纳自我，活出真我。

　　8月初，他们来到了深圳。虽然当晚连降暴雨，但位于南山BBQ咖啡馆内的讲座现场人头攒动。最后一个演讲的Ken仔个头不高，演讲时语调也不高，台下却不时响起掌声。

　　一开场，Ken仔就表明自己是艾滋病人，亦是同性恋者，“我终于因为艾滋病找到了人生可以发挥的角色，可以追寻的梦想。在历史的洪流中，哪怕像一滴水一样发挥作用，用生命影响生命，就觉得人生没有白过。”

　　整场演讲中，陪伴他4年的男友Tommy一直静静地在角落里看着Ken仔。他的艾滋病检测呈阴性，也就是非携带者，“我想通过我们‘阴阳配’的例子告诉公众，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就不会感染。”Ken仔表示。

　　8月底，Ken仔再次来到深圳，作为50本“深夜真人图书”之一，供深圳市民“借阅”。展现在深圳市民面前的，是一个专职公益工作者的形象。

　　其实早在1997年，Ken仔就开始担任“关怀爱滋”、“爱之家”及“青少年爱滋教育中心”等机构的义工。1998年，他被香港艾滋病基金会嘉许为上一年度杰出义工。

　　同年，Ken仔和他的两位朋友创办香港彩虹。他们期待能够用机构化的方式，为艾滋病人和青年同志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接纳自我，重建社会关系。

　　如今，香港彩虹已注册为慈善机构，每年都有来自政府和基金会的拨款，也可在街头募款。但彼时，Ken仔要面对的，除了公众的质疑，也有家人的不理解。

　　在Ken仔的父母看来，他应该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抛头露面。两位老人更担心，一旦他们不在，政府就会收回廉租房，Ken仔难免流落街头。最初，Ken仔只敢接受电台的访谈，但伴随着父亲退休、搬家，“亲戚朋友给的压力变少后，他们的态度也在改变。”

　　同时，仅仅开办两年多的香港彩虹，先后遭遇其它两位创办人出国、失去办公室和资金来源等变故，一度陷入绝境，“但我相信，梦想总是要坚持。在追梦的路上，一个人可能会失败，但并不代表会永远失败，只要有再一次的机会，就可以重头再来。”

　　此后的7年间，Ken仔选择靠一己之力维持机构的运转和曝光率。他用自己的手机接听热线，去街头做论坛，去大学做演讲，去立法会和民政局表达意见，“一定要有一点火在烧。”

　　2007年，香港彩虹终于重新得到政府拨款，也可以支付员工工资。不过，Ken仔却在第二年决定退出，“我希望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使命感也推着我做更多事情。”

　　艾滋病：

　　“将我推进一个

　　前所未至的深渊”

　　妈妈哭得很大声，她说，如果可以交换的话，“我宁愿用自己的命来和你交换。”

　　虽然如今已能坦然接受作为艾滋病人的身份，但在Ken仔的自传《肯复的爱滋岁月》中，回忆发病前后的经历，Ken仔直陈那是“人生中所经历最苦痛的事”。

　　1995年的平安夜，年仅20岁的Ken仔突然连续三月间歇性发烧、腹泻、盗汗，甚至感染了肺炎，看过三个西医、一个中医仍未好转，只好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却不料想，在病床上经受煎熬后，在圣诞节那天等来的却是医生的“判刑”——HIV Positive(艾滋病阳性)，“就这么一句英语，将我推进一个前所未至的深渊里。”

　　上世纪末的香港，虽然距离发现首例艾滋病例已过去10年，但艾滋病仍被称为“世纪绝症”，笼罩着黑色的死亡阴影。因为没有如今的艾滋病筛查制度，很多人到发病阶段才住进医院，Ken仔亦是如此。发病之初，他的CD4一度只有8，相比一般人的500--1300，一度濒临死亡的边缘。

　　彼时的Ken仔根本不知道能活多久，过完下一个生日和圣诞，成为他最大的愿望。他被一种想要得到关心的心情所抓住，但又深深明白艾滋病并不像中风、癌症等那样被人理解，“很怕告诉亲人、朋友后被拒绝。”

　　不过，只对着护士长哭了5分钟，Ken仔便选择将病情告诉姐姐、中学好友及当时的男友，“好笑的是，还要我来安慰他们我不会死。”

　　是否告诉父母实情，让Ken仔纠结很久。一开始，他只告诉父母自己患了肺炎，但伴随着多次住院，父母渐渐怀疑。眼看着身边病人一个个离开，有人到死才告诉家人真相，有人至死也未说出。最终，虽然决定告诉父母真相，但对于他们的反应，Ken仔却不敢想象。

　　爱，最终战胜了一切。Ken仔的妈妈在得知真相后放声痛哭，她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用自己的命来跟你交换。”

　　Ken仔的爸爸则告诉他，“天跌落嚟当被冚(天塌下来当被盖)，”说得很有力量。

　　此后，Ken仔亦选择告诉同学、朋友。本来各散东西的一群人，因为去探望Ken仔给他庆祝21岁生日，在此后十几年一直保持着联系，“一个女同学带着她的女朋友，我带着我的男朋友，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

　　Ken仔发现，从那天开始，当最大的秘密都已经不是秘密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少了一道墙，变得什么都可以谈，“亲情、友情，甚至是爱情，都开始变得顺利。”

　　自我接纳：

　　“找寻个人身份

　　背后的社会逻辑”

　　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很多地方已经通过同性婚姻法，但仍然会有人歧视性少数。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开放的环境等着你，与其抱怨或者羡慕，不如选择自己站出来。

　　“在我第一次告诉同学感染艾滋病的时候，曾有人指责我，说我是活该，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时过境迁，Ken仔坦言，早已能理解这样的质疑。

　　但上世纪末的香港，艾滋病却被一种黑色与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在内地，直到本世纪初，仍然到处悬挂着“洁身自爱”的标语，被污名化的艾滋病人承受着巨大的歧视，“不要吸毒、卖淫、嫖娼，这些都让人觉得，只有这些人才会感染艾滋病。”

　　Ken仔坦言，倘若不是艾滋病，或许他不会那么快去处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并因此而反思个人身份认同背后的社会环境。

　　Ken仔的第一段恋情曾让他陷入深深的迷惘，“觉得世界是否只是黑暗，而自己亦不会有将来。”这段恋情仅维持了9个月便无疾而终，因为他的男友要去结婚。然而一年后，他的男友被发现和青少年发生性关系被判坐牢7年，“妻子和孩子全都离开了他，所有的秘密也被人知道了。”

　　“世界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彼时的Ken仔一直在探索，却没有办法和任何人讨论，也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是否可以改变，是否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结婚，“又或者走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但到底要怎样走，我一无所知，更没有任何参考。”

　　是艾滋义工让Ken仔走出了迷惘。至今，Ken仔仍对第一次受邀到香港大学演讲的经历印象深刻。当他面对80多个社会学学生的提问时才发现，“原来社会对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有这么严重的污名。他们问我，你不觉得同性恋是变态吗？你没有和女生谈过恋爱，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男生？你违反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此后，Ken仔开始频繁到大学演讲和接受媒体访问。他发现，自己在回应他人提问的同时，也是在回答自己，“去一次次追问，我到底是谁，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我开始更加了解自己，也更加接纳自己。”

　　在这一过程中，Ken仔发现，当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躲起来后，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公众不理解，所以有了种种歧视；而这些歧视又让他们更加不敢面对公众。”

　　1996年，看到3名艾滋病人在临终前一一接受媒体访问，深受触动的Ken仔决定站出来打破恶性循环，“当我们走出来后，大家会发现，就算他是艾滋病人、同性恋，又怎么样呢？”

　　对于站出来所要面对的质疑和风险，Ken仔坦言曾有过评估，“但我不想等社会环境更开放的时候再站出来，社会环境仅仅是部分。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很多地方已经通过同性婚姻法，但仍然有人歧视性少数。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开放的环境等着你，与其抱怨或者羡慕，不如选择自己站出来。”

　　爱国心：

　　“希望为内地

　　和谐社会

　　尽一份力”

　　“迫於家庭压力与不爱的异性结婚生子，双面迎人，有苦自知。离婚寻找真爱不是，婚外发展同性恋情也不是，两头不到岸。”早在2007年，Ken仔就曾在专栏里描述过内地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太多的同性恋者选择走进异性婚姻，却很少有人走出来面对媒体的镜头。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短期没有别人走出来，那我在香港已经走出来，在内地更没有压力。”

　　Ken仔发现，此后的所见所闻一直不停地佐证自己的判断。在成都，Ken仔遇到一名做人流手术的女士，“她结婚刚一年多，怀孕3个月却发现老公是同性恋。她当时在我面前一直哭，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在武汉，Ken仔遇到了更加极端的案例。当他问起一名已离婚的“同妻”，是否介意谈谈离婚之后怎么找男朋友，“结果她说，她的第二个男友还是同性恋。

　　“我听到太多这样的个案。我一直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自2007年开始，Ken仔有意识地将工作重心放到内地。2008年底，Ken仔还在香港创办彩虹中国。

　　2010年，Ken仔只有二成时间在内地，范围也局限于广东省。去年，他有一半时间呆在华南地区。到今年，一年中8成的时间，Ken仔都在全国各地跑，既去大学给学生做演讲，也会到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做反歧视培训，“不少来听课的都是中层领导。”

　　Ken仔认为，或许在未来几年艾滋病就能被治愈，“到那时候，就没有防艾工作要做了。但同性恋群体、同妻，仍会影响整个社会。”

　　“现在内地男女比例已经失调，如果再有那么多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结婚后又离婚，生完孩子又变成单亲家庭，对社会不是好事。”在Ken仔看来，很多被认为只涉及同性恋群体的问题，其实也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如果同性恋能够做回自己，很多年轻人、家庭、离婚的问题都会减少。”

　　Ken仔表示，“希望下一个十年能够为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做点事情”。一直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学的Ken仔自认不仅仅是中国香港人，也早在香港回归前就放弃英国籍，“我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爱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有平等。爱她，就不应该只是批判，更应该为她尽一份力。”

　　因为没有全职工作，Ken仔的收入来源有限，每月仅有3000多元港币。下一步，Ken仔希望能将近几年的工作稍作整理后申请经费，除了保持彩虹中国运转，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份稳定收入，“给父母一点家用，弥补自己的一丝愧疚。”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张仁望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何俊

　　统筹：张玮

　　我爱这个国家，也爱这片土地，更爱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有平等。爱她，就应该为她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