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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豪赌全球千亿艾滋疫苗市场

慢起步

      邵一鸣是中国最早研究艾滋病疫苗的专家之一。
      1985年，中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那时，邵一鸣正师从肿瘤病毒专家、科学院院士曾毅。在中国，正是肿瘤学者最先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所以才有了邵的“跨行研究”——他跨入了艾滋病学科。
      1989年，邵一鸣时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署顾问，着手建立了“国际艾滋病追踪病毒变异监测网络”，组织了15个国家参与工作。是年9月，中国云南瑞丽边境出现大量患艾滋病的吸毒人群，艾滋病由此长驱直入中国腹地。邵立即回国赶赴边境，着手中国的疫情研究。
      1990年代初，中国政府立项艾滋病疫苗的研究。邵一鸣直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新型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亲手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科研队伍。
      1993年，邵等人研制的中国首支疫苗紧随美国之后诞生。但在随后的临床研究中发现其疗效并不显著，中国疫苗悄然夭折。
      1995年，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增长曲线陡然直上，进入快速增长期。当年发现的感染例数几乎达到前10年的总和，流行区域也迅速扩大。
      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按照其他国家的常规速度发展，也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邵一鸣率领团队追踪不断蔓延的毒株，1996到1998的三年内，做了第一次全国艾滋病毒分子粒学研究，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准备了最精确的资料。

     

1000亿市场

      1999年，中国加大了艾滋病防治投入。“但也只有数百万美元，还不及越南和泰国投入的一半，是美国的百分之一。”邵说，“用于疫苗研制的只有几万美元，在当时连购买一台国外进口的设备都办不到。”
      早在198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到1998、1999年，美国、泰国得到政府以及企业的大力支持，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HIV疫苗试验。
      2000年后，邵一鸣的研制任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此时，中国进入艾滋病发病高峰期。
      2002年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保守估计中国已经有85万患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全国因艾滋病感染增加的
      经济损失约在4620亿元到7700亿元之间。青壮年劳动力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据专家预测，如果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0％，到2010年全国感染人数将超过1000万。
      而事实是，2001年这个增长速度仍高居40％。
      2002年，发展中国家艾滋病患者猛增的同时，发达国家艾滋病患者正在减少。有效药物已经存在十几年，但是，占全球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却在高昂的药价前束手无策，贫穷的患者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发展中国家开始警醒，疫苗也许是控制艾滋病最经济的办法，也是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可行途径。
      据邵一鸣估计，完成艾滋病的全程免疫接种，费用不会超过300元。而目前，中国市面上的6种防治艾滋病的药物，一个疗程30天，就得花掉3500元。一年要4万多。并且一旦服药，终身不停。
      艾滋病疫苗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
      由此，中国政府在艾滋病控制上已明确以宣教为主的行为干预和以疫苗为主的生物医学干预并重的策略。2002年1月，邵一鸣所在的“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式并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更名为“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同年，中央财政再度拨款1亿元专项经费，用于艾滋病、性病防治；同时也号召地方政府拿出相应的配套经费。
      投入和调整背后，不仅是政府对艾滋病疫情的治理决心，还隐藏着政府应对沉重的艾滋病防治经费负担的深层考虑。
      邵一鸣分析说，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投入每年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接种疫苗，已被认为是控制艾滋病最为有效的方法。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此外，联合国已经做出决定，率先取得成功的艾滋病疫苗，也将应用到全球儿童身上，如此估算，这一市场将达到1000亿。

     

中国优势

      如此庞大的市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艾滋病疫苗研究，已历时15年之久。全球至今已有20多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国现有临床实验的疫苗数为0。世界各地还有数百支疫苗正在研制之中。在这一领域，世界顶级专家争分夺秒。
      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的一名科研人员就坦言自己是悲观主义者。
      从研究人员数量来说，“刚开始只有一支队伍，现在虽然加入了病毒研究所阮力所长、曾毅院士，南开大学有关专家等新的力量，我们还是要以一敌十；就技术力量来说，美国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就进程来讲，中国的第一期临床试验还未开始，落后很多。”这位科研人员说。
      但邵一鸣并不悲观，他认为中国有差距，但还有机会。说到底，全球艾滋病疫苗研究依然是“shootinthedark”，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今全球也没有公认有希望成功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邵一鸣说。
      邵的自信，也来自于中国研制项目的优势：对中国艾滋病病毒有深入全面的了解；拥有庞大的样本网络；突破全世界科学家假想疫苗的思维模式，借用其与艾滋病同属慢病的马传染病贫血病毒疫苗研制的成功经验，另辟出一条新的疫苗研究路径。
      中国研究组的另一个优势是，把防治和研究结合起来。邵在研究的同时，为各省市组建工作室，以监测当地疫情。经过数年积累，现在工作室的数量发展到了1800个。“这样的网络对研究工作太重要了，比如它可以为我们的项目源源不断输送最新血样，供大规模地分析研究使用。而这一点，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

     

豪赌与合作

      但是，邵所面临最大困难是资金。
      “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像小米加步枪对付飞机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