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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婚姻的今生与来世

中国当代同性恋学术研究的发端

      1980年代末，著名作家王小波与其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李银河做有关中国人婚姻的社会学调查。一次意外的发现促使他们跨进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我问一个独身的男人为什么不结婚，他说他是同性恋。”李告诉中同新闻网她研究同性恋的缘起。随后，他们设法进入到这个隐蔽而混乱的同性世界。树丛阴影里游荡的身影，警察深夜巡逻刺过黑暗的手电筒光柱，慌张而杂乱的脚步声……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在北京东单公园里的实景拍摄，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同性恋者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中》描述了他们对同性恋世界最初的认识："首次发现了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人群，并且存在着一种同性恋文化。……他们在一些公共场所相互辨认、攀谈，找到自己中意的人后发生性关系。”王小波和李银河在这个调查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绝对同性恋者占人口的1%至10%！这个数字是中国最早对发生同性恋概率的记录，和国际上公认的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一致。
      根据可以找到的三、四十个调查对象，王小波、李银河于1992年出版了《他们的世界》，这是中国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同性恋学术研究著作。中国同性恋首次走进学术研究的领域。在这本书的序中，王小波描述他们为什么要做同性恋社会调查的更深层原因："以保守的估计，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肯定够上了必须加以研究的规模。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因此超过了百分之一的规模。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多是要结婚的，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上述任何一条都成立为研究的理由。”
      同性恋者在社会生活产生的问题首次被学术讨论。"我们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从这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说，《他们的世界》及1998年李银河再次推出的《同性恋亚文化》完成了它们成书的初衷。然而，这只是提到了问题的一面，同性恋的另一面，即如何让同性恋避免给异性婚姻及社会生活带来负面作用，十一年前完成的这部学术研究还末能提出它的诉求目标，甚至还不清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同性恋权益的启蒙

      自王小波和李银河的这两本著作面世后，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推出《同性爱》，这位一直关注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专家主张将"同性恋”更名为"同性爱”来表达对这个人群的尊重。同一时期，天津作家方刚也推出纪实作品《同性恋在中国》，但由于写作视角的不同，方自己在公开场合承认这本书带有对同性恋者的误解。此时已至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同性恋的研究在学术界再度沉寂。"名利攸关，没有人愿意在这个‘不重要’的问题上给自己带来麻烦。”李银河解释同性恋研究目前在中国尚属空白时说。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文明的进步，多元生活方式已在这个古老而保守的国度萌芽。在1990年代的民间社会，同性恋酒吧首先在北京三里屯出现，它标志中国同性恋者社区文化的规模化需求。1990年代末，互联网在百姓生活中普及，不管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还是西北贫困的内陆地区，互联网使得公众视野不及的同性恋者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同类，为中国同性恋告别龌龊的厕所文化提供了可能。互联网另一个被同性恋者称道的优势是，它将西方国家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资讯绕过政府控制的意识形态传入大陆。
      此时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由陈礼勇2003年1月推出的《非常故事——同性恋情感实录》一书出版，此时距离上个世纪最后一本同性恋社会调查的专著已有7年之久。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行程上万里，足迹遍及长江南北，通过对数百位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的报道，指出要解决同性恋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等的婚姻家庭权是最终的出路所在。
      这是以同性恋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出版物首次在中国大陆公开亮相。中国同性婚姻权走进公众视野。
     

学者的激进与同性恋者的怯懦

      同性恋者婚姻家庭权成为时代进程中的一个特殊而敏感的字眼。2000年，中国新《婚姻法》征求意见期间，李银河在一个征求意见的研讨会上提出了同性婚姻的问题。李拿出的两个方案是：一、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第一次出现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性别不论)；二、建立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但是大多数人反对我的提议，他们认为这太超前了。同性恋者同居没有人反对，但没必要给他们专门弄一个什么法。”李银河的建议遭到更多人的反讦，类似的研讨会上始终没有同性恋者的声音。
      适合于异性恋者的新《婚姻法》对这个孤独的学者保持缄默，但是，李没有停止为这个少数群族权益的呼吁。"中国在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利益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如在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保护妇女儿童利益方面都属于世界领先地位。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少数族群，他们的权益也应该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次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李拟出《中国同性婚姻提案》，分四个方面阐述了同性婚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中包括：同性恋者是具有与异性恋者平等权益的公民、同性伴侣关系缺乏法律保障从而引起性乱导致 性   病 艾滋病泛滥、中国人权保护与国际形象等。李委托上海的一名人大代表将提案带进两会会场。结果在意料之中。这位代表回到沪上后给李的答复信中歉意地说，他没能找到为这份提案复议的三十名代表，它无法成为两会正式提案。《中国同性婚姻提案》出师末捷。
      "这些代表们从年龄上和知识结构上说都是老化而传统的，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让人怀疑。”2002年，李对两会代表的失望使她根本不想再次提交这份提案。"今年两会时我也没有提交这个提案。我们所长就是政协委员，直到他去开会时我才知道这个，但已晚了。”2003年3月4日，李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承认，对自己的提案现在进入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不存希望。
      实际上，李的失望不仅来自于决策部门，更有对利益关系的同性恋者自身。"中国同性恋者普遍有苟且偷安的心理，不希望被曝光，躲在阴暗角落里自怨自艾。这无助于改善目前被误解和歧视的生存状态。”对中国同性恋者的集体麻木的意识现状，李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出意见。"中国同性恋者应该更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果连这个声音都没有，别人根本都注意不到你，何谈权益？”这位中年妇女说。
     

未来在哪里？

      "当下中国正处于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时期，它颠覆了传统价值观里性的生殖模式，性的娱乐功能被大众仿效。性的多元化认识有助于公众接纳同性恋。”这是李近年来对两性问题潜心研究的成果之一，这种说法经常被公众媒体引用。不得不承认，在抛开可能引起的对性道德堕落的忧虑外，多元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同性恋者的生活空间。
      与李十年前研究同性恋问题的那个时代不同，今天，中国公民的私权意识正在走出集权意识的统一，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文化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从这个角度看，为同性恋立法使人产生美好的联想。"中国政治文明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性恋人权的改善将体现这种文明成果。”李表示明年将继续她的《中国同性婚姻提案》之旅。
      "我们应当追求真诚地生活。如果我们还虚伪地、背着沉重精神包袱去生活，那么中国同性恋者的前途将一片黑暗。中国同性婚姻法案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同志可以实现的，而是所有中国同性恋者自觉的生活实践。”一位城市同性恋者对中同新闻网说     

附：目前国际上同性婚姻法案或同性伴侣关系法案进程简述：
      西方同性恋平权运动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1988年，丹麦率先将同性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