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滋国情：中国将爆爱滋大灾难！

(作者或来源) 树影      广同网讯   以下内容可能会让我们不太愉快，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的艾滋病现状也还是一个谜，然而，这个谜已逐渐被揭开，许许多多将毕生精力献给艾滋病预防事业的中外专家奔走在中国大地，他们努力地寻找艾滋病传播的途径，提出预防与控制的建议和设想，他们的调查、分析与判断值得中国各阶层人士深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就中国的HIV传播情况作了一个《中国艾滋病现状和需求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副会长曾毅教授给予这个报告很高的评价，他建议我们认真对这个报告进行研读。这个报告集合了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网络中心，国际协调组等组织，以及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协会戴志澄教授和刘康迈先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顾问香港李瑞山医生、EllenHays女士，国家统计局李希如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努力，这也是至今为止一个较为全面的调查中国艾滋病现状的最新报告。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艾滋病大规模流行，但存在流行的趋势，局势严峻，一触即发。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见到了太多太多的艾滋病造成的危害，有足够的证据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的一切。目前这一段短暂的时间，是我们绝无仅有的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良机。

      到1996年底，全国报告到卫生部的HIV感染者人数已经达到5990人，其中包括155例艾滋病人，报告数量最多的省份是云南、河南、新疆、河北、广东和四川。而到1998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省份青海省报告发现HIV感染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HIV感染者，不再有空白省份。目前，中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均有HIV感染报告，感染者大多数分布在各省的局部地区，多为农民。

      其它地区及各职业者HIV的感染者仍在增多，特别是长途卡车司机群体，公路沿线饭店普遍存在卖淫现象，并由卡车司机联系成为一条感染线，将来各公路沿线感染机会更为广泛。因为随着中国公路交通的发展，公路沿线流动人口会逐年增多，这些人群中大都是文化知识结构偏低、卫生保健意识较弱的民工与商贩，而这个群体又联系着城乡广大地区，成为城乡结合的纽带，特别是那些承担城市副食品、生产数据生产和服务的商贩，在这个群体中加强HIV知识宣传刻不容缓。

      中国HIV感染者分布于各种职业人群，但总的来说尚基本集中在农民、归国劳工、无业游民及个体从业者中间。令人值得担忧的是，青壮年占HIV感染者的大多数。约有79％的HIV感染者年龄为20—40岁，男女比例为5：1。目前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HIV的感染者中，约有2／3通过注射毒品感染，8％通过性接触传播，有3例通过母婴传播。

      现实可以肯定，HIV感染者的数量正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了解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指出，如果不在近期采取紧急有效的控制措施，到下世纪初中国艾滋病的感染者数量将达到100万，到2010年HIV感染者数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若现在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则能够将艾滋病的流行控制在较低水平，HIV感染者可能不会超过150万。

      娼妓现象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了问题，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认识，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文明程度提高，吸引着大批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滞留在城市的大批农村年轻妇女中，有许多人不能找到适当的工作，或者工薪过低不能满足致富要求，于是她们转而成为城市的暗娼。

      暗娼现象为HIV传播搭建了另外一座桥梁。在当前，抑制卖淫嫖娼工作任务主要由公安机关和妇联组织承担。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人士认为抑制卖淫嫖娼工作并不那幺重要，这恐怕是一种狭隘思想。在商务活动中的“放松放松”，对于广大的商人来说也许是种潇洒，而获得利润乃是商务活动中第一重要的，色情环境培育经济的能力值得质疑。

      娼妓永远是追逐繁荣而去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在非洲，许多妓女涌往首府，从而寻找信道走向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或次发达国家，似乎也能说明问题。贫穷是滋生娼妓的原因而不是发展娼妓的土壤。

      1996年，公安机关共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2万人，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但据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卖淫嫖娼人员的数量可能还要多得多。一些来自乡村的年龄较大的甚至是生育过孩子的妇女也在做暗娼。

      据1993年至1996年全国STD监测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中间，感染STD者比1993年增长了263％。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几无防范，性自我保护意识极弱。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男性同性恋者人群中的HIV感染数量也在直线上升。

      据专家统计，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38例HIV阳性或者AIDS病人中间，其中有12人承认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所感染的。而另外一所医院的报告是，33例HIV感染者中间，有10人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的。由此专家预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可能有10％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性行为导致的。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同性恋者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所受教育程度相差悬殊，既有文盲，也有著名学府的博士生导师。

      现在，大陆已经有专门针对同性恋者及艾滋病知识宣传的热线电话。但这远远不够。据报道，男性同性恋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比例甚大，不安全的同性性行为普遍存在，交叉感染STD和HIV的机会无法估计，男性同性恋者几乎是对HIV敞开其大门。在专家调查的男性同性恋者中，北京市约有2／3、南京1／3、天津及重庆1／4的男性同性恋者称至少使用过一次避孕套。

      但是专家又指出，在流动人口及其它城市中，男性同性恋者中间使用避孕套（建议有关方面将避孕套改名为“性安全套”，因为在男性同性恋者之间使用避孕套会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因为这是典型的性性交的必备工具）的比例并不高。从北京、天津、南京和重庆的调查显示，75％至93％的同性恋活动是口交或爱抚，包括50％的肛交活动。

      而另一项研究推测，1／3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接受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50多个性伙伴，有一部分人称一年中有100多个性伙伴并与之性交。

      在全国四大城市的一份调查显示，约有38％的同性恋性行为是付费的，在一些大城市中进行的另一研究表明，一些流动的同性恋者同时充当男妓角色。

      由于同性恋活动不被社会接受，同性恋者不仅隐匿身份，他们对社会普遍具有戒心，心理复杂，所以在进行同性性交活动时，往往比异性性交做得更隐蔽。同性恋者之间，也不通报姓名、地址及工作单位，这样就造成同性恋者对性伙伴不能了解，也无法固定，因此，极不利于同性恋者的个人自我防护。一般情况下同性恋者之间还不敢主动戴避孕套，一则怕伤对方自尊心，此举可能被对方认为他以为对方是不洁的，或者被对方讥为自作清高，故在同性恋者中间普及使用避孕套仍是一个难题。

      专家指出，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非常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低的人群，他们很难信任卫生工作者及其它教育工作者，更不是所有医务工作者都能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客观上使这个人群脱离政府的保护计划之外。

      但是，由于同性性行为确属高危行为，加上他们并不主动采取保护措施，男性同性恋人群HIV及STD感染率一直高于一般人群。我们非常有必要将更多的关注投入到这一人群，最好能够动员一些在舆论上为他们说话的同性恋研究专家，如方刚、李银河及张北川等，采取一些温和手段为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和HIV个人防护知识，也可以让同性恋群体中一些本人就是医生、教授的人为同性恋者做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他们对HIV和STD的感染的预防及自我保护能力。

      艾滋病的中国国情，堪忧堪虑，需要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作出不懈的斗争，以阻止艾滋病毒在中国的蔓延。我国是艾滋病迟发国家，可以借鉴世界艾滋病大国如美国的预防与控制的经验，并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全面实施《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7—2010年）》，大力宣传与普及艾滋病知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