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边缘、弱势人群？

张北川教授访谈录

(作者或来源) gt      在青岛，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头发花白，衣着朴素，带一副老式眼镜的张北川教授。据介绍，张教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有媒体报道，张教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医院负责人不让张教授的性健康中心进这幢大楼，说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从1999年5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医条件，等于被剥夺了行医权利，这间房子还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授奖仪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去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与偏见。在中国，张教授所领导的工作，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寒心。由于无法给病人看病，张教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以下是记者对张教授的访谈：

      记者：您曾说过思考导致受难，受难促进思考，为什么？

      张教授：我曾是个书呆子，是个医生，是个信奉技术的人，从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视与困难让我更体会了什么叫边缘，什么叫弱势，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体会。保护弱势者的利益就等于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道德文化，但通过道德指责来约束人的行为，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因为性取向与讲不讲道德无关，例如大多数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或者是由出生后18个月到36个月里的环境决定的，道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想用一根绳管理大众是违反人的天性、无视现实生活多元化的，道德的指责只能导致人群对立，导致主流人群歧视非主流人群。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人群的对立会加剧艾滋病流行？

      张教授：你知道身为同性恋者有多痛苦吗？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38％的人遭到诸如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同性恋在中国一向是被视为禁忌的，只是艾滋病流行了，人们才想到这个人群。但如果我们用歧视把同性恋者推向边缘，只可能导致仇恨与报复心理。在人类学上，每个人群中都有2％的反社会人群，而一个被歧视的人群反社会的比例与偏激程度则更高。我们已经注意到，同性恋者中有人扬言，一旦染上艾滋病就要立即传至更多的人，到死才休。对同性恋的排斥还导致他们难以接收到科学的信息，因此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才是控制他们之间艾滋病流行的基本对策。

      记者：那为什么专家学者不去堵那些卖淫、输血等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渠道，却强调男同性恋容易传染艾滋病，这样会不会遭到同性恋人群的反感？

      张教授：在多数国家，易于感染艾滋病者的顺序是：卖淫嫖娼者、男同性恋者、吸毒者。1981年，首先在美国的同性恋人群中，发现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是同性恋者。直到1995年，美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同性恋仍占半数以上。欧洲1996年艾滋病感染者中同性恋占45%，从同属东方文化的一些有较高比例华人的国家来看，艾滋病感染者中，30%是同性恋，我国港台地区如此，北京的比例也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同性恋现象和同性恋人群缺乏科学的认识，导致同性恋者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性关系，而且多数适应了不稳定的性关系。因此，虽然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小，但远比一般人更易感染艾滋病。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张教授：真正优秀的医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医生。艾滋病使我们发现了我们文化的缺陷，因为近年来的艾滋病我们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伤筋动骨的东西。我们离现代国家还很遥远，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左的教条实在是我们的沉重原罪。人们把同性恋者看成忌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又有多少人科学地正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媒体传播这个声音？我可以说，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实事求是！

      我们要警惕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道德。那一个个自杀的同性恋者为什么会死？是因为我们的偏见，软刀子杀人不觉死啊。

      一位同性恋者在遗嘱中写道：“像我们这种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寻过，但最终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们能继续不懈地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不要像我这样不幸地了结人生。”自杀前，他捐助了1000元钱给我们的项目。

      记者：我们的阻力在哪里？

      张教授：现在印度已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尼的感染者也在激增中，而中国也已有85万艾滋病感染者，为什么东方文化国度会成为艾滋病大国？西方对同性恋歧视主要是在宗教界，而东方的歧视却是在民间，因此中国大量同性恋者往往被迫以婚姻作为保护伞，结果中国30岁左右的同性恋者有一半进行异性性行为，80％以上结婚，这样制造了无数痛苦的女人。无知与偏见一旦与腐败的权力结合起来就会成为反艾滋病研究的巨大阻力。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要说真话，对政府和媒体说真话。否则我们将被历史追究责任。     

      据张教授调查统计表明，33.9%的同性爱者有过自杀的念头，13.7%的同性爱者有过自杀行为。调查还表明，男同性爱者一般性伴数为6人左右，多者数百人。而且男同性爱者相互交叉性行为也较常见。但调查又表明，74.5%的同性爱者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同性伴侣。同性恋虽然说起来只是性取向不同，但是要让人们接受这“很正常”，在中国，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由此我才深深体会到，张北川教授所开拓的事业，的确是最需要勇气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