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被从会场“请”了出来
2003年8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知名性学和艾滋病病学专家张北川牵头主办的“性取向与健康”研讨会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曾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戴志澄、中国性学会顾问叶干运、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代表RUIJTER等几十位性学、艾滋病防治专家、相关人士及一些同性恋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早在8月初,记者就从一位新闻同行那里得知8月中旬有一个关于性取向与健康的研讨会,便一直与研讨会会务组联系。“对不起,这事我做不了主,得问张北川老师。”一位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会帮记者联系研讨会牵头人张北川先生,并给记者回话。但是后来杳无音讯,记者再三打电话联系也毫无结果。
8月17日下午2点,记者直接来到研讨会现场——前门饭店二层多功能厅,多功能厅大门紧闭,门口两名服务生询问了一下是不是开会的之后便让记者进入了会场,会场座无虚席,大概有150人。一位李先生正在做“我们18年的同性伴侣(夫妻)生活:回顾与希望”的发言……
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走近记者,俯下身问:“你是记者?”“对!”记者说。“不行,你不能听,你过来一下。”记者只好来到他们在会场内的临时工作处,工作人员跑到会场前排叫来研讨会牵头人张北川先生,张先生了解到记者的身份后,语气强硬地表示,记者必须立即离开,这里不欢迎记者。记者只好退到会场外。
记者走出会场才发现,原来会场外几位其他媒体的记者也只能在过道踱来踱去,无可奈何。“在社会日益走向宽容和多元化,人们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的年代,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者的接受程度,已经超过了学术界的预料。”在场的一位北京电视台的记者说,社会相对宽容了,同性恋为何还是如此“不敢让人知道”?
“媒体还不能从深层次理解同性爱”
记者无法参加会议和现场采访,只好利用会隙接触有关专家和人士。一位四十多岁,穿着很讲究很有高知风度的“同志”出会场吸烟,在电梯口与记者攀谈起来。“你看我是同性恋吗?”他问道。“看不出!”记者摇摇头迟疑地说。“其实,在你的周围,你的同事、朋友、甚至家人,没准儿就是同性恋者。只是因为舆论的压力没有说出来而已。”他说,“社会舆论通常认为同性恋跟艾滋病等社会危害是‘近邻’,其实,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不科学的,对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我们应该归咎于不安全的性行为,而不是性取向。”
“同性恋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已经起步,但很脆弱,媒体介入,有时往往帮倒忙。”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研究员罗玫女士向记者表示,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好不容易,“破坏”很容易,研讨会之所以驱逐记者,是因为害怕媒体的炒作。
记者了解到,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是“关注同性爱者的健康是人类进步的必须,维护同性爱者权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在的媒体还不能从深层次上理解同性爱。”另一位“同志”对记者说,媒体的记者们没有深入研究同性爱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背景,多是为了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炒作,这对同性爱者无疑是个极大的伤害。
让同性恋群体走出“地下”活动记者了解到,同性恋人群中也有“层次高低”之分,这与学识、职业及社会地位有一定关系。较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倾向追求相对稳定的感情和性爱关系,对家庭、社会责任感较强。层次较低的,一般缺乏社会资源和支持系统,社会责任感较弱,倾向于在浴池、公园僻静处寻找生理满足。
“尽管如此,同性恋者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性取向。”广西社科院文史研究所卢芳明说,在中国,强大的传统约束力使同性恋者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地下”活动。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的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对同性恋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正视同性恋,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等的权益,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做出的努力。而目前我们首要做的,便是真实地了解这个隐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庞大群族,理解同性恋这种情感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见歧视,从而给予和尊重他们生活的平等权利。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杨华渝认为,如同人们没必要强迫左撇子改成右撇子,我们也不必要去强制同性恋者“改”成异性恋者。“中国传统上就讲究阴阳调和,因此同性恋在中国注定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落,在目所能及的视野里,他们大多与罪恶、丑陋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人们应给同性恋群体更多理解。”
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同性恋者
“不再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李银河曾说,我们现在做的实际上是美国28年前做过的一件事,那时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心理学协会把同性恋从精神病手册中取消了。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做这件事晚了。在美国的一些州,至今仍把同性恋视为非法。
同性恋婚姻或者同性恋同居关系,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如荷兰、芬兰、挪威、丹麦、德国、英国等,中国尚无立法承认保护或是惩治同性恋。李银河认为,必须意识到性革命的到来,“政府和教育部门要提前做更有效的性教育,而不仅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谈”。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和其他社会学专家在综合近年来社会学、性学等领域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推测出中国有大约3000万“同性爱者”。“同性恋属于弱势群体,立法机关可以在有关法律中加入‘反对歧视不同性取向’或‘保护不同性取向者隐私权’的条款。”张北川说,他和90多名社会学、医学专家向政府呼吁,用法律的形式反对歧视同性恋人群,保护他们的合理权益。
张北川主张社会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同性恋者,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活动。他说,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一弱势群体的合理权益,同时也有利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如今许多同性恋者敢于公开讲出自己的要求,这是“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