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运动面面观

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思考

(作者或来源) 凯·莱特 满江 译      米哈·罗布尼科去年从阿姆斯特丹带了一份ＸＹ杂志回斯洛文尼亚之前，这位２３岁的活动分子从未见过专门针对青年同性恋者的杂志。“想象一下第一次看到这种杂志的心情。”他为此倍感兴奋。但第一刻的兴奋消失后，罗布尼科仍然心怀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我究竟还带回了什么东西？”他解释说，“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同性恋者永远买不起杂志上拍的那些漂亮衣服，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健身房，更负担不起和恋人在游轮上的开销，当然也买不起这种杂志。”

      罗布尼科第一次感受到，西方同性恋族群的身份和价值观和他在斯洛文尼亚的同辈之间存在着距离。

      近年来，各种运动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西方人权组织或多或少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他们“全球化”活动的组成部份。各地的同性恋活动分子都遇到了罗布尼科所面临的问题。在最近一系列电子邮件访谈中，八个国家的同性恋活动分子与《华盛顿先驱报》畅谈了对这种距离的看法，以及由此带来的行动上的复杂性。

      西方社会以外的政治和社会领袖不但通常倾向于把公开的同性恋者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而且不认同来自于西方的同性恋身份和政治主张。参与访谈的活动分子几乎一致同意上述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西方国家学习和生活过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每位都解释说，来自西方的同性恋人权概念对他们的社区并非一概无用，而是每次运动都必须重塑概念，或者重新创造。

◇   “不受欢迎的词”

      “除了主张的形式受西方影响以外，当我们自称为男女同性恋者，也就是说，当我们用‘ＧＡＹ’这一词时，就是引用了一个西方的概念。”国际同性恋人权协会的悉尼·里维说道，“你到不同的国家，有时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遇到对这一名字的反对，这点很值得重视。其次，‘人权’往往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该协会以美国为基地，联系全球的同性恋和爱滋病组织。

      在一些地方，同性恋活动分子对某些提法的反对显示了当地政府反对这些内容的严厉程度。万延海是成长中的中国同性恋运动的早期活动分子，他说，鉴于政府的态度，“同性恋”和“人权”在中国以至整个亚洲都是不讨好的敏感用词。他日前参加了一个在新加坡举行的关于爱滋病和男同性恋者的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在同道中以及与政府打交道中应采用的语言。

      “大多数人认为，‘ＧＡＹ’和‘人权’是西方概念。由于在亚太地区有多种身份确认，此次会议采用了‘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ＧＡＹ’的含义并没有被太多讨论。”万延海说，“我们讨论了人权，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人权的基本原则，但不喜欢用‘人权’这个词。一个新加坡人说，人权在他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好词。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与会者表示，他不会在任何一份谈论人权的报告上署名。一个本地的领袖份子谈到，如果我们使用‘人权’一词，亚洲国家政府会认为本次研讨会的提议是基于西方概念的，他们甚至不会对这份提议瞄上一眼。”

      即便是最有成就的人权组织也不愿意在语言上与同性恋人权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２０年里，大赦国际内的同性恋活动分子未能说服这个拥有七千万成员的组织把同性恋人权纳入管辖范围。尽管在这段时间内，与同性恋相关的工作在该组织内有很大增长，但组织的分会仍然拒绝将同性恋者权益纳入人权内容，这是为什么？

      根据大赦国际内的几位同性恋活动分子所言，许多分会担心，当地政府已经对大赦国际抱有敌意，如果正式把同性恋权力纳入保护范围，当地政府更有理由撤销这些分会。

      除政府的态度之外，‘ＧＡＹ’本身的西方色彩也使一些同性恋者望而却步。万延海提到，香港活动份子采用了‘同志’一词，而‘同志’最终也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在匈牙利，‘布志’一词日渐在同性恋者中盛行起来。匈牙利女同性恋者毕亚·山多解释说：“‘布志’原是贬意词，现在被我们重新定义了。这很象‘酷儿’的经历，‘布志’本身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用于一些不合常规的东西，比如一台停工的机器或电话，一个突然超速的司机。”

      但是其他一些活动份子尽管了解‘ＧＡＹ’的西方色彩，但基于一些原因仍准备接受它。在津巴布韦，由于人们急于确认自己是始于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的一部份，‘ＧＡＹ’站稳了脚跟，因为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ＧＡＬＺ’成立于１９９０年，创立者不知道来自西方的同性恋概念与非洲的同性关系的不同性质，他们都是白人，政治味不浓。这些创立者喜欢‘ＧＡＬＺ’，因为接近‘ＧＩＲＬＳ’。”该组织的负责人凯斯高达说，“另外，当地土语中只有一个侮辱性的词指代同性恋者，‘ＧＡＹ’的概念则是西方化的。”

      巴西活动份子兼研究者路易斯莫特反对把“ＧＡＹ”视为一种美国或西方的观念，他所属的巴西同性恋组织成立于１９８０年，正是因为‘ＧＡＹ’的广泛性而接受了该词。“我们决定使用‘ＧＡＹ’，因为它短而美，每个人都理解，而且与葡萄牙语有历史渊源。我们没有自卑感，在美国有用的东西对我们不一定也有用，但‘ＧＡＹ’对你们和我们都一样有用。”莫特告诉记者说。

      亚得里安·科曼是罗马尼亚一个名为“接纳”的同性恋组织的负责人，他说他们准备接受西方概念的‘ＧＡＹ’－－至少按他们所了解的这个词。“大多数罗马尼亚同性恋者对西方同性恋运动和文化所知不多，而仅有的一点了解也并不总是准确，”他说，“但它们通常都被认为是积极事件。”

◇   活动安排

      去年秋天，一个名为亚洲社会的纽约思想库赞助了一系列南亚和美国政治活动份子的会议，这是美国同性恋和妇女运动活动份子与南亚同道分享策略的好机会。

      在华盛顿，印度同性恋活动份子阿索克娄卡维说，他和他的同事打的是一场非常不同于美国同性恋者的战争，印度同性恋者更关注重新定义狭窄的家庭角色，而不是社会权力。所以他认为同性恋大游行可能不是解决方法，那么用什么方法呢？卡维还没有答案。

      国际同性恋人权协会的里维认为，不管怎样，关键在于每次新的运动都要发展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而国际组织正应该为这些运动提供无价支持。有时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例如在征得当地组织同意前，不要公开对一国元首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反同性恋的言辞。斯洛文尼亚的罗布尼科认为，如果遵循这一原则，西方组织的工作会更有成效。“西方人总是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东方也会有用，他们开完讲座后就回去了，除此之外，无法做更多的事。事情并不会因一张配方而改变。”他说，“在不同的环境下，这种策略可能是无效的。”

      但是，提供帮助而不参与可能比简单地排斥象罗布尼科的活动份子更危险。里维认为，国际同性恋人权协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一场新兴运动中保持不同组织间的力量平衡。美国同性恋组织没有决断策略分歧，但当一个西方组织来到某地，垂青于某一当地组织时，该组织就在当地各组织中获得了某种优势。“仅仅敲门都是介入当地运动的目标和策略。”里维说。

      参与访谈的人士几乎都认为，新运动的最大问题是关于同性恋者公开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鼓励他们参与政治。

      GALZ的高达说，他们的组织曾在１９９５年就是否朝政治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很大分歧。当关心社交生活的白人从组织中分离，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俱乐部后，执委会在混乱中辞职。高达认为，这场争执可能也根源于该国的种族分裂。“一些人报怨GALZ被那些企图使其政治化的人利用了，也有一些人私下反对黑人的加入，把他们看成自由的负担。”高达解释说，“一至到１９９７年９月，GALZ才安定下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基本构架和协调的形象，GALZ仍然有争执，但许多批评者仍然交纳会费，并支持GALZ的工作，尽管他们从来没有靠近组织的核心层。”

      斯拉维克·斯塔罗斯塔在波兰出版了两种同性恋杂志，他说去年他和其他活动份子第一次在波兰组织同性恋自豪节时，只有２０个左右的人参加了政治游行，但参加聚会的人数相当踊跃。“当大家都在讨论政治时，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波兰人对此并不热心。”他说，“今年我们不再组织政治游行┄┄要让人们走上华沙街头，还需要一些时间。”

      山多在谈及匈牙利时，用不同的原因得出同样的结论，她说：“人们过去习惯于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