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律界辩论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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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 编译 taohong@aol.com 7月1日至3日,英国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举办了题为《同性伴侣关系的合法承认:欧洲法与国际法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迈克尔·科比、南非约翰内斯堡最高法院法官艾德温·卡默隆、一名英国上院议员、欧洲法庭法官、欧洲人权法庭法官、法国宪法委员会官员,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以及来自奥地利、比利时、芬兰、香港、以色列、荷兰、新西兰、卢森堡、瑞典和美国的社会活动家、律师和学者。
与此同时,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组织了163名法律界人士,在伦敦大会开幕前一天发表了《重申婚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一致认为,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是不容改变的。把同性结合引入婚姻,将在社会中造成前所未有的道德和法律混乱。它只会削弱婚姻,并且危害自由、平等、正义和人权等事业。家庭法和国际法应该保护、保留和推广婚姻制度。对于未婚的性关系,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良方。研讨会所谈的内容确实非常重要,出席者也都是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令人倍感失望的是,与会的教授们没有能够站在合法婚姻的立场上,而这种立场正反映了当代世界各地政府在这个议题上的态度。”
对于上述指责,伦敦大会马上做出了反驳:“163名反对《同性伴侣关系的合法承认:欧洲法与国际法研讨会》的法律教授的联合声明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我们对此感到震惊、悲哀和关注。震惊,是因为该声明完全忽视了研讨会的辩论性质。他们声称对未婚伴侣无法提出任何良方,但我们讨论的是正是如何为处于同性关系中的伴侣双方提供法律保护。悲哀,是因为这个声明恰恰反映出他们对欧洲和国际人权法中的法律和学术进展不了解所造成的无知和偏见。关注,是因为这163名教授也许将阻挠他们的学生得到有关法律和人权方面的客观材料。那些批评人士拒绝出席我们的研讨会,正说明了他们的反学术态度,这种人士是不配当学者的。他们完全可以过来参加研讨会,或者至少派代表来。与此相反,他们却在媒体发表声明。”研讨会并提请那些批评者“记住迦利略”。
研讨会的联合负责人之一、国王学院的罗伯特·惠德谬特教授说:“如果那些批判者来参加研讨会,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但事实上,那封联合信的163名发起人中,只有一人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但他后来并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名)。其他的162人如果也来的话,他们也许能够在同性恋和变性人的伴侣关系等议题上学到一些东西。当然,研讨会没有邀请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发言,这是很令人理解的。试想一下,如果举办一个有关反对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研讨会,你会邀请一些支持歧视的人来发言吗?”
参加伦敦会议的安德鲁·考普尔曼教授来自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他指出:“联合声明的发起人之一前不久曾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一个反对同性婚姻的研讨会,一些在联合信上签名的教授也曾出席参加,但他们并没有邀请任何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士,会后发表的论文集中也没有任何支持同性婚姻的观点。当时有些人指责那场研讨会的基调有失偏颇,我并没有这么认为。我不认为任何学术会议必须就基本原则进行辩论。同性婚姻的反对者有权持另一种观点,但他们不应该对自己和对别人持双重标准,这是很虚伪的。”
伦敦会议讨论了各国和各地区有关同性伴侣的法律保护及其理论基础、同性伴侣的法律权利和人权等议题,其中最有意思的讨论话题是《谁先向同性伴侣敞开婚姻的大门,美国还是荷兰?》。无独有偶,荷兰政府于6月底正式向国会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性伴侣完全等同于异性伴侣的各方面的权益(包括抚养权),但这项政策的最终实施也许要等到明年下半年。在美国,佛蒙特州最高法院不久将就同性婚姻做出最后判决,而夏威夷最高法院也将就此发表最后声明。
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科比所做的激动人心的三十页讲演是本届伦敦会议的高潮之一。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名人志》将科比收录时,提到了与他共同生活已达二十年之久的同性伴侣约翰·冯·佛罗坦,这使科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认为,如果在几年前要他在出版物上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同性关系在那时是不轨之爱的挑衅显示”,鸡奸法的存在也使同性恋者与主流社会隔离。当这些法律障碍被消除后,同性恋者开始被其他民众所了解。“同性恋者和占据多数的异性恋者一样,有着相同的需求,这听起来也许太不刺激了。”
科比还指出,当亮相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后,同性恋者更愿意向歧视的法律发起挑战,更愿意向立法者游说。他指出:“有关耻辱的游戏已经结束,现在是现实和真相说话的时候。理性和科学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以前有关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法律就走过了类似的灭亡之路,现在有着良好价值观念的人不会认为性别或种族决定了人的优劣。以性倾向作为歧视的理由也是同样不应该存在的。”
科比认为,澳大利亚和许多国家现在正处于摆脱歧视的“启蒙之途”,他说:“歧视在一天天消退,非正义和非理性导致的偏见是无法欺骗正义的人们的……(至于同性婚姻),保护稳定而互益的关系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反对和惩罚这种关系将有损于社会的利益……歧视和压迫还在整个世界盛行,这令人感到羞耻。文明国家在反对和结束歧视方面,不应该仅仅在口头上做出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