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艾滋病统计数字并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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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SM 在发展中国家,与同性恋有关的问题都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困境。1998年,与艾滋病的搏斗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在这一努力迅速发展的同时,研究艾滋病如何在发展中国家中传播的工作者道出了矛盾。
根据官方统计,全球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机构对艾滋病的人口和地理分布看法一致。在北美和西欧,艾滋病人的死亡人数正在下降。在亚洲和非洲,至少在四个国家中,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在那里,艾滋病主要通过商业性的异性恋接触和母婴传染来传播。在东欧,毒品注射是艾滋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在拉丁美洲,艾滋病毒主要通过异性恋来传染,但同性恋男子的危险也很大。许多财力和资源都是根据这些官方的人口分布统计来分配的。
但是,根据非正式的统计,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最多莫过于猜测。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从事男性同性恋艾滋传播研究的工作者认为,即使是最好的猜测也没有切中要害。他们说,在很多地方,官方报告中对同性恋男子的艾滋病毒传播往往估计过低。因此,在财力和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这些研究组织被大量地忽略了。
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矛盾:艾滋病工作者说有必要专注男性性行为,但他们没用足够的财力资源来证明这一需要,而政府对此根本没有兴趣。
世界卫生委员会的一位艾滋病工作者朗麦克·因尼斯说:“必须有兴趣和需要。而很多国家的政府根本不愿意讨论同性恋。”
一位在芝加哥的艾滋病工作者蓓琪·里奥那德把这一问题和许多同性恋人权组织遇到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人们讨论‘对同性恋有没有迫害?’这一问题。但是在你谈论迫害之前,你必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她认为,把证明男性性行为复杂化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有男性性行为的人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一点造成了统计报告中的诸多问题。首先,在查出带有艾滋病毒后,这些人会典型地声称他们是从异性恋性行为中被传染的。其次,这些人经常会说他们根本没有和其他男性发生过性行为。这一点往往是最难解决的。以上两点都影响了艾滋病传播和预防的数字统计。
一位哥斯达黎加的艾滋病工作者里查德·史特说:“这些人很多是双性恋。他们不会到诊所去和医疗工作者讨论这一点。”很多国家没有保护民众隐私的法律,“所以他们往往声称自己是在进行混乱的异性恋接触时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种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美国国际发展机构的一位艾滋病工作者保罗·德雷认为这的确是个问题。他同意在很多非洲国家,搜集男性性行为的资料极其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根本就不承认同性恋的存在。
除了搜集数据,资助发展中国家男子同性恋研究的组织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根本没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国际艾滋病研究组织根本无法找到合格的群众组织来资助。
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与问题本身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财力,如何能够建立一套体系来吸引国际资助?
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在许多国家,如津巴不韦,找出一个从事男性性行为研究的组织就等于把该组织处于受政府干扰的危险当中。如何消除地方政府对同性恋的敌意已经成为另一个研究课题。
1996年,伦敦帕诺斯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研究男同性恋艾滋病传播的组织极其缺乏资金。帕诺斯向114个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部发出调查问卷。其中问题包括:在艾滋病研究预算当中,有多少用于男性性行为研究?在收回的43个国家的答卷中,84%说根本没有这一专项预算。帕诺斯呼吁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男性性行为对艾滋病毒传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