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的印迹

纳粹集中营囚犯的标记

(作者或来源) 欧文·海伯尔 博士      欧洲和美洲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子形容为邪恶、危险和下贱，并总是用否定的字眼儿来提及他们。在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早期，这种口头污辱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宗教。当一个人被称为鸡奸犯时，他也就随之成了公众的敌人，因为众所周知，鸡奸是脱离常轨的，是对上帝的亵渎，必将遭到天谴。虔诚的教徒们把鸡奸者流放迫害，从而及时地保护了他们自己。
      到了十九世纪，精神病专家开始把肉体的罪恶改称为精神疾病（性变态），过去的宗教字眼，如“偏离正规”、“变态”和“偏差”，也就成了医疗诊断的要素。这个过程可以从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法国精神病专家，班尼·奥古斯丁·莫里尔（１８０９－１８７３）的著作中看出。莫里尔曾经研读神学。与《圣经》相似，莫里尔认为过去存在过一位完美的人（亚当）。他在外界和自身的腐化堕落后，易受各种负面的影响。这种普遍的衰弱随后缔造了一些不尽完美，但仍相当健康的人种，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退化”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代代变弱，直至消亡。“退化是从正常人种的变异。它可以遗传，并逐渐恶化衰退，最终绝迹。”精神病学的任务，就是从个体中发现退化的症状，并采取适当的（通常是只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医学历史学家兹博格总结道：
      “莫里尔全心投入退化这个问题。１８５７年他发表了长达７００页的力作《人类身体、智力和道德退化的特征》。他认为精神病主要是‘遗传弱化的结果’。退化是个遗传现象，莫里尔及其详细地阐述了一套方法，从精神病人身上识别各种各样的‘退化的印迹’。这些印迹主要是身体上的标志，即各种畸形，但也有智力和道德上的反常。”
      也是在１８５７年，另一个法国人昂布瓦·塔尔德发表了《有关道德屠杀的医学法律研究》。此文被传为是对法国同性色情的科学研究。塔尔德宣称他已经发现了有“鸡奸”倾向的人的身体特征。鸡奸者是堕落的，从道德和解剖学的角度讲，都与其他人不同。主动鸡奸者的阴茎发育不良，一头逐渐变的尖细，就象狗的阴茎；而被动鸡奸者的肛门即使在有任何性行为之前，就已经很光滑，没有辐射状的褶皱。
      在莫里尔的影响下，这些所谓的特征很快被认为是“退化的印迹。”整个十九世纪后期，全欧洲的“专家们”都在试图寻找、列出越来越多的特征，并对其归类，以便于诊断。很多精神病学家认为，“退化”是性反常的主要而勿庸置疑的原因。甚至到了１９０６年，当伊凡·布洛赫试图超越这些精神病学上的对于性行为的狭隘的臆断，创造出一个更新，更广义的“性学”这一概念时，臭名昭著的“退化的印迹”仍然继续影响着他的思想：
      “我们对身体上和脑力上的退化的印迹加以区别。前者包括畸形，比如颅骨不对称、硬颚狭窄、唇裂、颚裂、牙齿和头发的畸形、——异常或病态的性器官和性功能，尤其是耳朵的畸形，如耳轮或对耳轮的完全或部份残缺——；脑力上的退化现象包括所有已知的‘怪异或反常’的特征。——这些现象包括扰乱精神生活和谐的奇怪的病态，其特点是缺乏情感和智力的平衡，异常的躁怒，以及对刺激的过度的反应。“
      但布洛赫同时对这些印迹的意义表示出严肃的置疑。的确，他对退化这一整个概念持有保留意见。他指出健康人中也能找出“变态”。例如，同性恋可能只是个“不良习惯”，就象抽烟过多一样。此外，在精神错乱的人中，“退化的印迹”不一定来源于基因，而是来自不同的社会因素，比如很差的生活环境或营养不良，英国工人患脊柱炎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要证明退化，就要侧重于精神的特征，即精神人格的异常。
      几年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这种批评式的保留意见也无法挽救莫里尔的理论了。布洛赫个人的怀疑逐渐变成了人们普遍的怀疑，最终又变成了公开的反对。尤其是在“遗传性退化”这一概念被弗洛伊德取而代之为“个体的、无意识的生活经历”之后，几乎所有严肃的科学家都放弃了对那些老套的身体特征的寻找。
      但是，逐步退化这一概念及其身体特征的表现，仍然存在于有关性的民间说法和一些反动的政治运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纳粹运动尤其推崇“退化者”和“低级人种”这些说法。在纳粹的大众宣传中，“人种低级”的犹太人总被夸张地形容为具有“退化的印迹”（畸形的脑袋、弯弯的鼻粱、低垂的下唇、弯曲的双腿、等等），这一说法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病态的、“性倒错”的敌人的形象。因为纳粹分子不相信犹太人会自生自灭，所以希特勒决定把犹太人斩尽杀绝。
      在欧洲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一夜能够促成的。犹太人并非长得像纳粹宣传的那样，因此在缺乏身体特征时，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识别犹太人。政府于是推行了一系列识别标志印记的过程。首先，犹太人要按照法律起名字。男的要叫做“以色列”（Israel），女的要叫“萨拉”（Sara），来表明他们受排斥的社会地位。后来，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护照上要盖上大写的Ｊ字。１９４１年，犹太人要在衣服上缀一颗代表犹太民族的黄色六角星。一年以后，他们甚至要在家门口挂上同样的六角星。简言之，一个法国的精神病理论在德国变成了一种政治手段。“退化的印迹”从所谓的先天性身体畸形变成了具体的、外在的、供官方识别身份用的印记。最糟的是，与莫里尔想象的“退化”不同，这场官方运动的的确确分离出了它的受害者，把他们“逐步引向消亡”。
      在纳粹人眼里，“退化了的”犹太人具有低贱的基因遗传，如果让他们放任自流，就会影响到健康的日尔曼人。因此，早在１９３５年，希特勒政府就通过了一条特别的《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性行为，进行“种族玷污”。违犯这一法令的人会与其他“性欲倒错者”（如易装癖和同性恋男子）一起被送入集中营。
      集中营内所有的囚犯都被打上特别的印记，不仅表明监禁的合法性，也指出犯罪的性质。一位政治犯和幸存者，尤金·考根，后来在他对集中营研究的经典中写到：
      “按盖世太保的吩咐，谁该被关进集中营呢？首先，囚犯被分为四种人：政治敌人，‘低贱人种’的成员，罪犯，和‘孤僻者’——
      “集中营内所有的四种囚犯都要戴缝在衣服上的标记，即在左胸和右裤腿上戴一个数字或是某种颜色的倒三角。红色代表政治犯，——绿色代表罪犯，紫色代表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黑色代表孤僻者，粉红色代表同性恋，有时棕色代表吉普赛人。——犹太人要戴一个黄色的三角星，在红、绿、黑，或者其它标记的下面，行成一个六角星。所谓种族玷污者，不管是犹太人与否，——要戴一个黑色的倒三角，压在他们黄色或绿色的三角上——
      “对外国人，他们国家的第一个字母被印在三角上：Ｔ代表捷克，Ｆ代表法国，——等等。
      “劳役营的成员要在三角形的下端和数字之间画象一块钱硬币大小的黑点。被怀疑要逃跑的人要在前胸和后背画上红白相间的靶子——
      “颜色，标记，和其它符号使得整个集中营像个发了疯的农场。偶尔也会看见名副其实的彩虹般的荟萃，比如，曾经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犹太人，同时还是种族玷污者，在劳役营，还戴着逃跑者的靶子！
      “必须强调指出，这些标记并不绝对说明囚犯就真正属于哪一类——有时会发现标记被更改，不管是改对还是改错。”
      在这本书的德文原版中，考根画了一张彩图来说明这种标记体系。但是后来的英文版去掉了昂贵的彩印，因此一般读者无法看到它。——可以注意到，犹太人囚犯总是戴着双重的标记，同性恋犯人被指定戴着“很女人气的”粉红色。同时人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印记的背后含有制造分裂的目的，这样不仅是为了集中营管理的方便，也是为了把一群囚犯和另一群囚犯树敌。同性恋男子在这里再次成为长期普遍存在的偏见的受害者：
      “在集中营里，仅仅怀疑某个人是同性恋就足以把他抵毁，使他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在这里必须指出，同性恋行为在集中营里普遍存在，但囚犯们只排斥被党卫军标上了粉红三角的那些人。”
      不同囚犯的不同命运可以做为一个特别的研究课题。同样，宗教，精神病，和政治印迹的详细历史，也需要单独地研究。然而，纳粹的囚犯标记体系却时刻在郑重地提醒人们：以否定的态度来标识人类的谬误倾向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