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学说（1）

(作者或来源) GT综合报道      二十世纪初，霭理士和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等性学改革家率先提出了以下观点：同性恋是人类性倾向的正常形式之一。但随着同性恋病态占据了文化上的主宰地位，以上观点受到了埋没。在职业界和民众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社会情形下，有关病态说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病因，各种精神动力学（见注１）假设争相成为主导模式。病态说也使研究人员产生了以下兴趣：如何通过治疗使同性恋者恢复异性恋功能。以上两种研究的数据都来自于临床工作人员。由于同性恋被假设成一种疾病，所以没有人对临床数据的可靠性产生过怀疑。

      对以上这种病理学方法的批评首先来自于那些非临床方向的研究人员，这说来也许并不出奇。研究者或是来自与主流精神病学截然不同的学科，或是那些摈弃了主流理论模式的精神病学家，他们对同性恋病态说的出发点和同性恋的可治愈性提出了质疑。

      对精神病学正统观点的挑战开始于二战后不久。最初，在不同领域内独立工作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不符合传统假设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激发了以后的挑战，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赫希费尔德和霭理士的研究传统展现出新的生命。战后对精神病学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受到了文化人类学中相对论观点（见注２）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同性恋运动推向了新高潮，使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之间发展了一种交错而互惠的关系。运动的存在对理论研究的社会意义产生细致而重要的影响，而研究成果反过来对早期的运动领袖也有着重大影响，鼓励他们在组织和思想发展上，从事探索性的工作。最终，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利用一个对精神病学理论和实践的有趣批评，将它发展为进攻精神病学权威的有力武器。

      ◇   阿尔弗莱德·金赛（Alfred Kinsey）：性社会学调查的先驱

      当阿尔弗莱德·金赛于１９４８年发表他对美国男性性行为的实证研究时，同性恋病态说还没有受到过冲击。与那些依赖少量临床数据的研究不同，他的发现基于对大批美国白人男性的采样调查。金赛的工作是研究性行为的方式，因而几乎是纯经验式的，没有任何系统的理论参考。他相信数据可以为自己说话，因此放弃了传统的正常与反常（变态）的二分法观点，假设他所发现的区别是定量上的，而不是定质上的。从临床研究的文化观点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后，他能够在有关正常性行为的概念方面对传统精神病学提出挑战。

      他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标准和实际性行为之间的鸿沟，震惊了美国大众。有关同性间性行为的发现是这项研究所发出的重要挑战之一。当时的学术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同性恋是一种罕见的病态现象。金赛的发现实在让他们心烦。其实，金赛自己也对研究结果感到惊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这样的数据毫无准备。”３７％的男性人口曾经在青春期和老年之间，和同性有过身体接触并达到性高潮。同样惊人的是，这种行为呈现出连续性分布，一端是毫无同性恋性行为的人，另一端是只从事同性恋性行为的人。（金赛给被试者以０－６打分，０代表绝对异性恋行为，６代表绝对同性恋行为。）１０％的被采访者报告说，在１１岁至５５岁之间至少有三年为绝对同性恋行为。

      如此之高的性倾向差异使大众感到难以接受，人们从统计和伦理角度对金赛的结果发起了反对洪潮。然而，对于那些为争取社会接受和法律权力而刚刚开始组织和斗争的同性恋者来说，这个结果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们再也不必胆战心惊地活着，因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同样的经历。事实上，同性恋活动家已经确信，金赛的研究是导致美国公开的同性恋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

      金赛迅速利用他的发现，对当时的精神病正统学说提出挑战。他认为，依据发现的频度，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精神疾病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许多成年人中，既存在异性间性行为，又存在同性间性行为。他认为把同性恋和通常意义上的精神变态趋势相联系是不正确的。从被采访者那里得到的资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金赛主张统计上的正常不应成为心理上的不正常。再者，他反对把异性性行为作为一种生物导向。相反，他相信“个体对任何外界刺激产生性反应的能力是该种族的基本能力”，我们的“哺乳动物遗传”使我们同时具有异性恋和同性恋反应。

      由于否定了有关性行为方式的传统和主流的临床假设，金赛认为很难把他们和心态扭曲变态的同性恋者联系起来。获得他们的信任后，胡克见到了更多的人，发现了一个并不为人所见的丰富多采的世界。最后，他们激励她从事对同性恋者的研究。由于大量基于临床数据的正统研究日益巩固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负面态度，新研究就更具紧迫性。在同性恋者的说服下，胡克认为对他们的全面了解不应该单单依靠临床医生的研究，因为他们只能接触到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同性恋者；也不能依靠那些研究监狱、精神病院和武装力量集训营中同性恋者的学者。在得到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批准之后，她开始了工作。

      胡克研究中的非临床测试人群选自加州的两个同性恋权益组织（马太辛协会和同一学社）提供的名单。在承认这些人并非随机样本的同时，胡克认为同性恋现象相当隐蔽，因而不可能进行更具代表性的研究。三十名同性恋者和三十名异性恋者搭配起来，两者的年龄、智力和受教育程度非常相似，而且事先排除了呈现出明显病态的人选。两组人分别接受墨迹测试和另外两个透射测试，以检验以下两个假设：１）如临床研究所说的，同性恋者更有可能得精神病；２）通过墨迹测试，能够把同性恋和异性恋区分开来。因为同性恋代表了一个独立的病态群体，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

      胡克的发现和临床结果有显著区别。尽管胡克本人认为分析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透射方法期刊》的编辑十分重视这项研究成果，“强迫”她发表研究成果。两位分析墨迹测试结果的鉴定人员把三分之二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归类为心理基本平衡或更好。其他透射测试也给出了相似的结果。同样显著的是，鉴定人员无法把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区别开来，除了依据概率论应该猜出的那些。胡克的结论向正统精神分析关于同性恋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显然，（同性恋者的）性格结构和心理状况分布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区域里。有些同性恋者呈现严重失调，这并不奇怪。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难以接收的是，有些同性恋者是十分正常的个体，根本无法将他们与普通的异性恋者区分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或多或少难以接收，但他们中的优秀个体不仅不是病态（除非有人坚持同性恋本身就是病态），      而且其心理状态良好得超群。”

      胡克承认同性恋倾向也许会导致“社会性”失调，但她断定这不会一成不变地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研究都把同性恋者描述成单一的就医群体，具有统一的基本动态特征，但胡克的数据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不论是性行为模式还是心理状态，他们都是异质的，就象异性恋一样各不相同。有些批评者认为墨迹测试并非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胡克坚持认为并不是测试技术存在着缺陷，而是迄今为止仍未发现的这种多样性解释了为什么无法区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

      由于大量的关于同性恋的正统研究强调它是由扭曲的家庭环境造成的一种病态发展，胡克不得不检查这些因素在她研究背景中的影响。通过对她自己和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的仔细调查，她得出结论：正统的精神病学的病理结论严重失实。她并不否认某些同性恋者的家庭存在病态特征，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那些患有普通精神病的同性恋者身上。至于大多数同性恋者，她断定说混乱的家庭关系对他们的性心理发展，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同金赛一样，胡克认为产生同性恋的原因非常复杂，包含许多变量，其中涉及到“生物、文化、精神动力、结构和形势”，等等。

      胡克清楚地知道，许多她所研究的同性恋者表现出被临床医生称为病征的行为模式。临床和公众文献都对同性恋者不能保持长久关系、对他们无情的拈花惹草、对他们的滥交表示出特别的关注。胡克自己的实证研究却揭示了同这种冷酷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行为模式。三分之二的被试者保持了长期的伴侣关系，但即便这种并不十分叛逆的模式仍旧被认为是脱离异性恋社会里盛行的方式。在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时候，胡克对精神动力决定论加以否认。相反，她强调了同性恋世界所承受的压力，即来自于异性恋敌意的压力。对暴光和侮辱的恐惧主宰着同性恋者的生活，这对维持关系十分不利。对异性恋来说的安全保障，对同性恋却成了危险的源泉。因而，当临床医生试图引用“恐惧亲密”来说明同性态的病态说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到这种恐惧实际上是由社会对同性恋的反应所导致的。给同性恋贴上“病态”的标签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基本的致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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