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上海宝贝》女性手淫、同性恋和吸毒

(作者或来源) 多维中国上海青年女作者周卫慧的半自传体畅销小说《上海宝贝》因描写女性手淫、同性恋和吸毒，被北京新闻媒体和文化管理部门定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加以禁止。周卫慧日前在上海一个私人聚会上宣布，宣传部门对她的压力太大，她要暂时“告别社会”。

多维社记者林森综合报导，《上海宝贝》在去年9月出版后已经在中国大陆销售了至少8万册，成为中国青年读者中最热门的小说作品之一。然而，在5月4日北京的举办的一个春季书市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执法人员突然查抄《上海宝贝》一书。北京“扫黄打非”办公室称，《上海宝贝》因其内容十几处夹杂了“色情淫秽情节”，已在两天前被通知不准出售。

中国媒体报导，北京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在接到一些读者对《上海宝贝》的反映后，专门对该书进行了“审读”，然后认定书里一些章节“有不太健康的淫秽内容”，随即在书市向各展位发出了停售通知，并对正在出售该书的展位进行“封存暂扣”。

据报导，《上海宝贝》出版后，在中国文艺评论界和读者中一直争论不断。对该书提出质疑、批评的人认为：作者是在“用身体而不是头脑在写作”；书中“颓废、荒淫、不求上进、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让人难以苟同”。出版该书的春风文艺出版社面对各方压力，已经自行毁掉了该书版样和库存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负责人之一，布老虎丛书总策划安波舜称，出版社之所以要自毁版样，一是该书“格调确实低了一些”，二是卫慧本人在很多场合“言行影响不太好，造成负面影响”。他还说，卫慧每到一地，在各种媒体面前“言行出格，完全不顾及书的形象和作家自身形象。”

在卫慧的个人主页中只有一篇署名叶敏剑的介绍文章，称她是“新新人类的一个精神贩卖者”，代表著“70年代后”陌生时代文学的“狂 主张”。在复旦大学她主演了当时上海高校第一出沙龙剧《陷阱》。在她编导的第二出沙龙剧《LOOSE》中，演员全是女孩，她们的演出海报上的广告语是：“5朵夜玫瑰，精彩演绎性、谎言、暴力的故事。”离开复旦后，在1998年底，她又自编自导自演了根据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作大胆“异化处理”的话剧。

文章还透露，在为庆祝第一本书《蝴蝶的尖叫》出版举办的个人派对。卫慧约来了复且的陈思和教授，作家素素、小宝，还有化妆师、摄影师、各种艺术家、模特、演员等社交名流，及中外媒体记者。卫慧在派对上“像蛇一样地舞蹈”，手臂上贴有12只美丽的蝴蝶纹身，她还尖叫著举起一本《蝴蝶的尖叫》然后一页一页地撕开它。

在1995年5月的一个上海国际前卫艺术展览会上，卫慧是加入其中的唯一一位作家，她的作品是7条印有她的照片和一段小说的白色男式内裤，据称“一上架就被买家买走”。卫慧以此来“对男权文化作后现代式嘲弄，并尖锐地反映出女性意识在艰难发展中的焦虑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卫慧是中国的“小说雅皮”，国内多家媒体称卫慧是“文坛坏女孩”。

尽管北京文化管理部门查禁此书，读者仍然可以在路桥风景线作者网站上自由阅读《上海宝贝》。此外，在中国其它省市，该书并没有被禁售，反而因北京禁售的消息而读者大增，却因出版社停止印发而一时“洛阳纸贵”。

9日，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出台任何处理意见。武汉市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的负责人说，如果真要禁售，也要等待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湖北省的通知。在一些个体书摊上，《上海宝贝》依然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上出售，有的书商甚至还赶著进了不少货。

针对《上海宝贝》的遭遇，中国有批评家认为，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作者已经形成晚生代“小美女作家”群体。在中国文学还没有弄清走哪条路的时候，她们的出现“填补了文学空当”。然而，这些“小美女”们受商业文明的影响比老一辈的陈染、林白要深。她们进行的是非主流的“边缘写作”，描写“边缘人”。中国主流评论界对她们文学地位和价值仍在观察评估。甚至有批评者称，她们拥有“另类人心态”，其写作方法是“勇敢＋不要脸”。

《上海宝贝》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注意。美国《纽约时报》11日发表Craig S. Smith的报导说，卫慧和她的《上海宝贝》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现象”。她是继“痞子文学”代表作家王朔之后中国又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作者。她和其它一些类似作者的小说使得中国的评论界激烈争论到底什么是“文学”。

《纽约时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中，“纯文学”一直被当作“政治上的嫌疑犯”，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书籍就不断被中国统治者销毁。中国现政府也“不时进行类似的行动”。

报导还称，北京的《人民日报》不久前在一篇社论提醒读者说，文学是“一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些漂亮的女作者“脱离了中国文学丰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只对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和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略知一二，就胆敢窜上舞台大跳脱衣舞，她们最终会对自己感到羞愧”。

报导说，卫慧的小说是中国最初几部反映70年代出生的城市女性的作品之一。这一代年轻女性生长在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正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道德价值基础。她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脱离，面临西方60年代青年曾经经历过的“文化代沟”。在《上海宝贝》中，就有许多地方提到诗人阿兰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摇滚歌手鲍伯迪伦(Bob Dylan)、甲壳虫乐队等当年的西方文化偶像。

《纽约时报》说，卫慧把自己视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希望帮助她同一代的年轻女性理解自身。卫慧说，“(《上海宝贝》)是第一本告诉现代女孩如何面对性的书。我只想写出实话。”但是中国的文化官员总是不能接受“实话”，他们在20年前就曾以“太坦白”为理由，查禁过另一位女作者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那本小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本探询当时人们内心真实感情的书。

据路桥风景线网站的《卫慧小档案》透露，卫慧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在东海普陀山岛上一个被解放军用作军营的佛教寺庙里长大。199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辞去稳定的工作，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点女侍,“蹩脚的鼓手”,“不成功的广告文案”,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参加99国际"超市艺术展"。现居上海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