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中国开讲性教育

(作者或来源) 李玲

      一个人性的生理成熟，２０岁左右就完成了，但性的心理发展和走向成熟，却是一生的过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这是个不可小视的课题。

──摘自《金赛性学报告》中文译本“出版者的话”

      “妈妈，我们终于知道女生为什么要用卫生巾了，因为她们有‘月流’。”一个六年级小学生兴致勃勃地向母亲报告他和男同学共同“探讨研究”的结果；
      “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班上同学几乎都看过毛片。”一位高中生用不屑地口气对企图“教导”他的父亲说；
      “压抑性欲，难道不是对美好爱情的摧残吗？”这是一个大学生对老师提出的质疑。
      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和老师，正面临着不知如何对子女、学生进行性教育的尴尬。喊了多年的学校性教育，至今似乎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无论内容、方法和覆盖程度，都远远不能适应青少年的需要。
      因此，１０月上旬，当记者在甘肃敦煌发现一些金发碧眼的老外正在中国开讲性教育时，颇感意外。而他们将人格教育与性知识传播同时进行，重在培养青少年人格力量以抵御性病、爱滋病的理论模式，几十万字的生动教材，上百幅由精彩摄影作品制成的幻灯片，更让记者感到新鲜。
      事实上，这是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在中国大陆的第７０次性教育演讲研讨会，对象是来自全国７０多家媒体负责家庭、健康、心理等栏目的编辑记者。从１９９４年以来，这样的演讲研讨会已经在中国大陆２０多个省市巡回进行，听众人数达一万余人，其中大多为教育界、妇女界、公共卫生部门及与防止青少年犯罪有关的人士。

●为什么到中国来
      外国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来讲性教育？他们所讲的性教育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回到北京以后，记者采访了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中国地区主管徐惠珍女士。
      徐女士介绍说，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成立于１９９０年，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机构，工作人员也来自多个国家。国际教育基金会的宗旨，是在道德教育领域里提倡涵盖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教育方法，主张把培育健全人格作为解决个人困扰、家庭和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并以此为己任。来自台湾，后在美国生活十几年，现在举家迁入北京的徐女士说：“可以说，国际教育基金会是搞价值观教育的。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我们很感兴趣。今年，基金会为在中国开展性教育，投入了２００万美元，今后还会加大在此的精力与物质的投入。”
      “想把西方社会的教训告诉中国人”，这是国际教育基金会进入中国的一个理由。基金会副总裁、来自爱尔兰的杰克·考利先生说：“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价值观上，都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如性解放的思想。根据我们在西方的生活体验，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至今我还对中学时代的一件事记忆犹新：一个同学向我伸出手，他的手掌上是一块毒品，他让我尝试一下。当时我使劲压抑着年轻人的好奇和冲动，没有接受。今天，那位同学已因吸毒而过早逝去。正是这个原因，我加入到国际教育基金会的行列中。中国过去在经济、文化上比较保守，现在正走向开放，和西方３０年前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我们想把西方社会的教训告诉中国，希望中国不要在突破封闭保守和对人性的压抑时走得太偏，把好的伦理道德都丢弃了。”

●听众的反应
      那么，美国人的性教育是否受到中国人的认可与欢迎呢？
      徐女士承认，并不是所有听过演讲的中国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她说，有些人认为我们“比中国人还中国”，这部份人大多数是接受我们的观点的，年龄在三四十岁以上，以教育者和各部门、各组织的管理者为主。对于我们提出的从人格独立、成熟的角度出发，提倡青少年应保持婚前性贞操，成年人应在婚姻中忠实于配偶等等观点，他们都表示赞同。这些听众认为，社会上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实，使得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被一些错误的文化信息误导，如那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于曾经拥有”的歌词，就唱得人心里乱哄哄的，让人生出何必控制自己的念头。
      还有一些听过国际教育基金会性教育演讲的人则认为，在今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这些“保守”的观点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当然更难以做到。前不久，国际教育基金会在协和医科大学为２００多名大学生做演讲，当演讲者以电影《廊桥遗梦》为例，提出人应该对自己的婚姻负责时，不仅当场有大学生提出不同看法：“情感是高于一切的，当一个人对婚姻产生怀疑时，怎么能让她坚持下去呢？”而且，一位老知识分子也坚持认为：“婚外情是可以原谅的错。”
      在敦煌的演讲会上，一位来自北京的男记者说：“我都听了三遍这个课了，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这些照本宣科的讲课。”东北某大医院妇产科主任、一位３０岁的留美博士说：“他们了解中国的国情吗？中国人连性知识都没普及，何谈人格教育？”
      对于这些反应，国际教育基金会联络部主任黄明珠女士说：“我们工作的更大含义在于进行一种有益的文化交流，而不是取代对方国家的公众素质教育。中西文化各有各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改进，因为合理的新价值观，应该产生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互补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