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证明自己是女人

(作者或来源) 李平      我于１９６９年出生在宜宾市的一个小城，我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妈妈怀我的时候，父母都在祈盼：“要是有个女孩就好了。”结果我生下来，下边又长有“小鸡鸡”。
      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家庭里，斯文俊气的我自然就多得到一些父母的偏爱，我从小就爱与小女孩一起玩耍，一起跳橡皮筋，做游戏，因为学习好，且文静乖巧，老师常表扬我，邻居常夸奖我。小男孩的我懂事很早，我老是弄不懂自己为什么想当个女孩子。心里不明白，嘴里却不敢说，性意识在我脑海里模模糊湖，但男女之别我还是分得清的。
      高中时候，我喜欢上了高我一个年级的晓呈，我俩暗暗相好。我的家本来距学校很近，可我非要闹着住学校吃饭、睡觉，无非是想和晓呈形影不离，死守在一起。晓呈不无遗憾地说：“李平，你要是个真正的女孩就好了！”这事儿对我触动很大，也更坚定了我变性的决心。
      １９８７年，我不负家人众望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五年的象牙塔生活，我读懂了易性癖，知道自己患上了世界上难以攻克的心理顽症，我明白要想获得痊愈，唯一的便是做变性手术，我知道要做手术很难很难，但我下了狠心：我一定要自救！大学第二学年，劳累一生的父亲因公早逝，其时４３岁。靠着爸爸的抚恤金，我读完了后来的整整四年大学。
      １９９２年，我分配到了宜宾地区二医院，当上了一名住院医师。一进工作岗位，我又拿出了在学校时的勤奋劲头。我虽年轻，但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是有口皆碑的。
      就在这时候，我想做个女孩的愿望也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
      由于人缘好，工作认真，护士阿姨们都挺喜欢我，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一拨接着一拨，这时候我显得特别窘迫和紧张。“我还小，我还不成熟，我很懒，我配不上人家——”理由多多──其实我也不小，二十五六的人了，正是谈恋爱的年龄。这个秘密在我心中保存了２０多年，该摊牌了！
      大约手术前一年的一天，我摒住心跳，和盘向母亲托出了我的想法。母亲脸色顿时变了，显然被我搞懵了：“咋可能呢？一二十年了，从小到大，你是妈的儿，我看你是思想上有问题。”母亲开始哽咽，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她根本没想到是我要变女人！我哥哥弟弟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的变性要求，作为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对这种现象也略知一二，他们不是不同意我去做手术，而是担心我万一被弄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作为手足，他们一再告诫我要慎之又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亲人们嘴里都这么说。我的一家人都尊重我的选择。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１９９５年春天，我满怀希望从成都登上了列车，开始了我的上海之行，我要去拜访上海长征医院为秦惠英做变性手术的何清廉教授。在诊断室里，我见到了何教授，他随手递给我一张预先印好的有关部门停止开展变性手术的传单，并打断了我的请求：“小伙子，回去吧，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开展这类手术了。你也许不知道吧，那个动了手术的秦惠英，至今户口上都还没有同意改换性别，我们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啊！”
      从上海回到家里，我的情绪降到了冰点。
      在提交申请那断时间，我像疯了一样偷偷一人跑去求爷爷告奶奶。公安局、司法局，医疗部门的鉴定等诸多关卡我都已通过，可是我的单位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我于是横下心来，毅然辞职。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悲剧已经开始酿就。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５日，在母亲和二嫂的陪同下，我住进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中心。１９９６年７月２日，是一条我生命历程中的分水岭。新生命在炼狱般的洗礼中终于诞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约束自己，我可以明目张胆地调脂弄粉，也可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舒畅和自由。
      ７月２０日，我和母亲满身疲惫地踏上回家的旅途。一回到长宁老家，我就隐居在自己的小屋里闭门不出。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那鸡犬之声相闻的小镇里，我变性的消息在左邻右舍传开了，不断有人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难免夹杂有流言蜚语，并以讹传讹。
      母亲一脸沮丧地对我说：“孩子，你出去躲躲，妈也没办法了。”我还能说什么，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于是，在家经过不到两个月的休养，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极不情愿地走上了流浪之路。
      在走出家门时，我和我的家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还没有完成二期手术，喉结没切，胸也没隆。可想而知，这会给即将以女性身份出现的我在漂泊路上带来什么。
      ９月中旬，我去了珠海，投靠了和我原来同一科室工作的张三哥。通过张三哥的介绍，我当上了宾馆服务员。置身于那一大群女服务员中，我才开始意识到二期手术没做的严重性。那些打工妹悄悄议论着，只言片语不时飘到我耳边：“他好像是个男人啊！”“瞧瞧那喉结，八成是个阴阳人，哪个正常的女人长有喉结。”我觉得自己就像动物园里的稀罕动物在被游人观赏着，我装着没听见，可脸色涨得通红，内心就象针刺一样。
      １０月上旬，我辞别了张三哥夫妇，几经辗转来到了海南岛，后到广州，又不得不再回成都接受二期手术。
      １０月底的一天，我又从成都飞到海南，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来到一家物业管理公司，老板姓吴。没过多久，老板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终于待不下去，在外受尽磨难，又不得不重回故乡。
      曾经豪情万丈，归来空空行囊。从广州回到宜宾，我开始了生命中最为惨淡灰暗的日子。我不能回到老家小镇，那里有我的母亲，二哥一家和弟弟，我的出现会激起那个闭塞小镇的层层波澜；我也不想去宜宾大哥家里，我不想让他的同事知道因为有个变性的弟弟而让他感到丢人现眼。我囊中空空，生活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就想飓风中的一棵小草，认由它残暴的肆虐和尘埃一起翻卷飞扬在空中。我渴望温暖，我渴望帮助！我于是想到了复职──回医院当一名医生。我想这是我谋生的唯一最捷径的道路，然而我错了！复职申请报上医院，院方领导不答应！
      痛定思痛，１９９７年９月，在《美容时装报》几位记者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下了约２０万字的纪实文章《还我女儿身》──为自己，也为相同际遇的变性男女而写。
      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