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同性恋

(作者或来源) 魏宏岭

１９９８年２月，主题为“同心合一”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香港个别媒介以《内地同志控诉遭歧视殴奸》等为题片面报道大陆同性恋状况。
１９９８年１月，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同她的另外两本性学专著一起被称为“近年来中国性学界难得的有学术分量和生活参考的大作”。
１９９７年夏，青岛医学院特殊性问题专家张北川及其工作组对全国３０个省的男同性爱人群发放近１０００份问卷，近期公布调查结果。  

中国大陆同性恋状况究竟如何？
社会宽容吗？

      从１９９７年夏季开始，青岛医学院的特殊性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及其工作组，对全国３０个省的男性同性爱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４００多份。经张北川先生的同意，现引用公布其中的一些内容。以下是对其中部分问卷（其中的２３０份）进行统计处理后的结果。
      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是３１·３岁，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高达６２·１％。在他们当中，认为同性恋和双性恋都是正常现象的人占到了７８·９％，８９％的人很希望和一个互有感情的同性建立固定的同性伴侣家庭，但６５·６％的人希望通过和女性的性关系获得子女。值得注意的是比例为７５·３％的人认为同性爱者之间难以建立良好的固定联系主要是由大众社会的歧视造成的，一共有９７·８％的人认为大众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纳态度有助于同性恋者更好地生活和工作，９４％的人认为采取对自己、家庭、社会都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是合理的。
      调查数据明显地说明了调查对象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他们当中有６６·４％的未婚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社会要求自己结婚的压力。而在那些已婚者中共有５２·９％的人与配偶处于实际类似分居的关系中。已婚者中有５７·６％是因为迫于亲人和社会压力而结婚，３０·１％的人曾因大众对同性恋的认识而产生过自杀念头，共有９·１％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调查对象中共有１０·７％的人采用给对方钱物的办法达到性交目的。
      对以上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１、同性相爱产生性行为或建立伴侣式的性爱关系在当代中国并非罕见，此次调查是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进行的，即把近１０００份问卷分别寄给那些已经和研究人员建立了通信联系的同性恋朋友以及那些朋友的朋友们。从问卷的回收情况可以看出，在大陆各地已经存在着一个相互联系的同性恋亚文化圈。２、以“男权”和“生殖”为中心的性文化价值观念普遍存在。同性恋对其造成冲击，但在尚未建立以“人本主义”为理念的性道德价值观念的国度，同性恋显然面临压力。３、尽管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以“适于自己和他人，不对他人利益构成损害”的原则进行自觉的性爱实践，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宽容、理解、没有性取向歧视的社会环境，这使得同性恋者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处在矛盾中，其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如此也必将通过家庭、社会交往等这样一些人际网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
      著名性学家金赛说过，“任何在生物学上可能的事物其本身并不是内在有害的。”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同性恋几乎存在于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所有文化中。依清代纪晓岚引《杂说》称“娈童始于黄帝”。在今天，问题的关键是社会能否给同性恋宽容的态度，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清楚生命的本质、拓展生命的空间、提高生命的质量、丰富生命的内涵才有助于全社会建立起和谐美好的生活空间。

  

宽容的法律

      １９９８年２月，“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约有２００名来自１７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主题为“同心合一”的交流。大陆方面也有一些代表和专家、作家出席。会后，香港地区的个别媒介分别以《内地同志最惨情》、《内地同志控诉遭歧视殴奸》等为题作了片面报道。这实际上是不了解大陆情况的一种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化歧视”。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同性恋的认识在中国和在西方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文化中同性恋从来没有被列入“淫乱”，从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到风流倜傥的才子，从财主商人到市民村夫，其同性之性之爱的记录遍及四处，举不胜举。唯一可以看到的对同性性行为进行制约的法律条文只见于１７８４年的满清律法，但这一条文从没有稍稍认真地被执行过。把同性恋视为“不正常”是从“五四”开始的，是从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文化中“借鉴”过来的。在香港“非刑事化”之前，同性恋者面临的是终身监禁的刑罚，而其“平等机会条例法案”自１９９３年被提出至今仍是被一再地否决。直到今日，能够从法律和现实两方面完全保证不同性取向的人可以有相同的婚姻、生活和工作权利的国度有几个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１９９０年，福建省一对男同性恋者申请结婚，经报上级部门获准。１９９１年安徽无为县一对女同性恋者潘玉珍和林永霞因恋爱被林父告到公安机关要求处理，经上报到公安部，最后批复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处理，也不宜以流氓罪给予治安处罚。”近几年来，上海等地又先后有对利用同性恋行为进行敲诈等犯罪者作出严厉法律制裁的报道出现于报刊中。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对同性恋缺乏认识或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权力，在不同地区先后有同性恋者受到错误的拘留、罚款、行政处理，甚至是身体及精神迫害的情况，但这是执法差错的问题，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就法律本身而言，我国对于同性恋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禁止，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很少会导致法律制裁。
      所以中国同性恋者面对的，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不是严酷的迫害和极端的仇视，而主要是主流社会的忽视。”
      但社会毕竟在发展和进步。最能说明情况的是同性恋者对自身的认定。今年春天，张北川先生到广州时与同性恋朋友们座谈，与两年前大为不同的是，他每天都有见不完的同性恋朋友。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发表个人的意见。而两年前只有我和他两人坐在江边讨论问题。对我个人来讲，以前找我的同性恋者大多是想诉诉心中的苦恼，而现在见面却说，希望能帮他们介绍个合适朋友，或者帮忙找个女同性恋者组织一个形式家庭好向单位要房子。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就是一种进步。

近年同性恋研究出版大事（中国大陆）

      １９８１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
      １９８５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
      １９９０年顾学琪在上海对１１１男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并在次年发表报告。
      １９９０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他们的世界》，其后，经过数年研究，李银河不断增加个案积累，于１９９８年１月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其中有关同性恋性价值观的介绍极有影响，它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虐恋亚文化》一道称为“性社会学系列”共同出版发行，是近年来中国性学界难得的有学术分量和生活参考的大作。
      １９９１年起万延海等开始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教育研究。
      １９９２年起多个报刊电台进行了有关同性恋的报道和讨论。
      １９９２年潘绥铭对北京等４城市同性恋者性行为进行取样调查，该项目是国家艾滋病委员会的研究项目。
      １９９４年张北川所著５０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由邱仁宗主持在北京召开。
      １９９５年《人之初》杂志发表《渴望幸福的爱》（被认为是大陆第一个同性恋者自述）。
      １９９６年６月起在香港先后出版了大陆同性恋者自述、短篇小说集、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活着》、《他他她她的故事》、《好男罗格》、《桃色嘴唇》、《三角城的童话》等。
      １９９７年张北川工作组开展同性恋调查，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实施。
      １９９７年王小波创作的国内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