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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解放 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

三次革命

      “我们都认为，身体的出轨不算什么，心灵的出轨才是真正的出轨——并且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朋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很尊重对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不过是我们表达友情的另一种方式，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肮脏想法，我们觉得那很自然。”这是一位性放纵群体成员的自白。

      把性作为放纵对象的群体正在中国膨胀，散布在各大城市的不同角落，比如北京通州著名的KEY-CLUB：只要你想，就可以在这里和刚刚认识的人上床，几个都可以。

      “原始社会是有了性才有了婚姻和爱情，传统社会是爱情和性成为婚姻的附属物，现代社会是爱情至上，有爱情才有婚姻和性。但是现在出现情况是，性与爱情、婚姻是分离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木盾说。

      中国从1949年后就进入了无性时代，而且这个阶段持续了3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性观念极端保守，严格建立在婚姻基础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为被认为是可耻的。

      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对人性、爱情包括对性的追求，随之而来就是人们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变化。调查表明，人们对非婚姻内性行为表现出非常的宽容。

      “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从道德角度分析说：“前30年，越轨性行为受到社会道德的非常严格的约束。改革开放后，这种道德被摧毁。”

      在1978年后的20年里，中国人的原有的性观念被来自西方的性观念所改变。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清晰地描述了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的轨迹：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

      “那么为了什么呢？”潘说：“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

      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

      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90年代末，“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李银河说，“就是强调性是自己的权利。”

      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特点是人们对性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表现在女性身上，就是她们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体验不再是夫妻的专利，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可以同与自己相爱和准备结婚但还没有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

      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62%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行为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对于同性恋，约有60%受访同学抱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同性恋应该被允许。而62%的则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

      “性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像吃了一个馒头肚子不饱，又接着再吃一个一样，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吗？”这是性革命者的基本立场。

     

革命理由

      毫无疑问，这场正在发生的中国第三次性革命是80年代以来开始的第二次性革命的延续。

      在李银河眼里，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大改变一个主要社会原因就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没有人饿着肚子还去想性的欢乐”。其次就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于越轨的性行为不再有严厉的惩罚措施。

      李银河举案说法：以前法律中有一条“流氓罪”，现在的性放纵被称作“聚众淫乱”。李说，性放纵实际上是一种无受害者的性活动，而且没有商业性，只不过是一些个人违反社会道德的私下行为，但在80年代会以流氓罪论处。

      李银河提供了一个其研究个案，当年的叙事方式在今天看来已经让人忍俊不禁：被告人邹X等(2女3男)于1986年10月20日晚上到胡X住室玩扑克牌，事先规定输者让赢者亲嘴。当晚5人同睡一床，互相玩弄，群奸群宿一夜。另一晚，邹等4人(2男2女)又在一起玩扑克牌，为了助兴，4被告人竟先后各自脱光衣服，一男对一女，赤身裸体玩扑克牌一夜。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而这种判决在现在感觉是荒唐的，”李银河说。

      性法律和性文化研究专家李木盾认为，中国人对性犯罪的认定，在法理上有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对于性犯罪的制裁是维护社会风化，所以对于强奸和通奸的处罚是一样的。而现代，对于性犯罪的处罚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1979年的刑法修改稿中，通奸是被作为犯罪处理的，但是争论非常大，焦点是通奸有没有侵犯人的权利，所以后来这条在法律中被取消了，表明从法律上也承认了性是人的一种权利。

      政府行政控制能力的弱化也为中国人性行为越轨提供条件，李木盾说。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主要表现管理能力削弱，管理范围缩小，还有管理程序更加规范化。

      “在新《婚姻法》修改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应该对于第三者问题应该警察介入。这种说法一提出，舆论大哗，首先公安部门说他们没有能力更没有权利管，现在政府部门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了。”李木盾说。

      “其次，就是文化的断裂，”李木盾说，“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建国后历次运动就受到了破坏，1979年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对中国旧有的文化并不认同。”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会长高德伟教授认为，中国人性观念的改变是由于西方强势经济带来的强势文化，“西方消极的性文化的进入是性观念改变的原因。”高说。

      “1978年后中国性观念变革的主流是先富起来的商人、官员以及主张性自由的学者，”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而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主流恰恰是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强烈认同的年轻一代。这代人的明显特点就是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对传统性文化表现出极强烈的叛逆性。

      “中国人当前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原因就是生育与性的分离，”李银河教授说。而这一说法得到了李木盾教授的支持，“避孕技术包括避孕套的普遍使用，加上堕胎技术的完善，性行为后的负效应被消除到最小程度，这是性行为增多的技术原因。”

      西方学者在总结六七十年代西方性革命原因时，非常明确地表示：试想，在一个安定团结、和和气气的社会里，哪一种现代文明能容忍旧道德被轻易地否定？一群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