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视野：好书迭出的春季

(作者或来源) 张弘      教育是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问题，自从“哈佛女孩”的事迹被广泛报道之后，“哈佛男孩”之类的事例也逐渐多了起来，仿佛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许多人为了培养一个光耀门楣的后人，从小就开始给孩子制订教育计划，灌输大量“有用”的知识或培养各种专业技能，让孩子不堪重负。有鉴于此，有人振臂高呼“千万别管孩子”，立马就有人以“不能不管孩子”予以驳斥。什么是素质教育？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育孩子才合适？由于素质教育实施时间不长、经验积累有限，关于这些问题，即便是专家也难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更多的父母，只是想当然或摸着石头过河。在大部分家长早期教育的意识中，最明确的指导思想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父母们往往急于求成，往往流于简单、粗暴，反而弄巧成拙———某些“天才父母”的个案“经验”有时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韩国儿童心理学教授申宜真，在她的新书《好妈妈慢慢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里为中国的父母们提供了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教育实践以及对众多儿童的诊疗案例，申宜真提出一种“慢速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认同，这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无异于一包清醒剂，让那些热中培养天才的父母们冷静下来。严格说来，素质教育的真正对象是父母和老师。他们才是最需要受教育的群体。  

      “巴黎烧了吗？”这是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５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希特勒在东普鲁士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气急败坏地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提出的责问。这本堪称报告文学典范的《巴黎烧了吗？》由董乐山先生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本书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１９４４年８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史实的方面力求翔实，花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其间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的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８００多人。最后采用了其中５３６人的亲身经历。《巴黎烧了吗？》文笔活泼生动、扣人心弦，令人觉得好像在读一本惊险小说。难怪董乐山先山不遗余力地把它译了出来。这本书也是我在图书市场上最大的收获。        

      同性恋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是个敏感话题，能够出版的极少。王小波的中篇小说《似水柔情》是同性恋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历经四年、辗转于几十家出版社之后，文化圈内知名的同性恋作家崔子恩的著作终于由珠海出版社出版。这套小说作品共分为四种，分别是《桃色嘴唇》、《舅舅的人间烟火》、《伪科幻故事》、《红桃Ａ吹响号角》，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戴锦华作序予以了高度评价。而世界知名的同性恋学者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增订版）里对于性爱作了更深入而精辟的研究。这本书由佘碧华翻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新版本不仅修订了以前翻译中的一些错谬，而且增加了第四卷已经发表的部分内容《为贞洁而战斗》。只可惜福柯的家人至今仍尊重福柯遗愿，不许出版第四卷《肉体的忏悔》，否则这本书就更完整了。

      此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另一本书《论集体记忆》（［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毕译）也是一本对于我国读者具有现实意义的好书。《理念人》作者刘易斯·科塞在为这本社会学著作所写的导论中指出：“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社会学家。”这番话对于历史为何在不同人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做出了很好的注解。

      让乡下人沈从文喝到甜酒的张兆和主编的《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堪称出版界的大手笔。全套书共分为３２卷，囊括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以及所有研究、考证类文章。大多数读者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的文学著作而不是研究性的部分。如果不是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更大。这使得我看到这套书的总目录以及宣传单上老人不同时期的照片时心情很复杂。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无奈地屈服，而这一切还要深深压抑起来，身不由己地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这一幕，大概不会再重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