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有它的美,我很愿意继承它”
新闻周刊:这次《牡丹亭》巡演的效果怎么样?
白先勇:《牡丹亭》在苏洲大学首演时空前轰动,不得了啊,2000个座位涌进两千五、六百人。不光苏州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大、复旦、上海戏剧学院,还有山东、成都的(观众)都跑来看演出。《牡丹亭》在台湾、香港演出的时候也轰动得不得了。《联合报》用头版头条报道《牡丹亭》公演,从来没有过。我是制作人,当然得跟着一块跑。但如果是因为我来看(戏),那么9个小时的戏看1个小时就够了,何必要看9个钟头呢?在苏州大学,又热又有蚊子,怎么会越看越热闹?可见还是戏本身感动我们……
新闻周刊:此前,你给人的感觉一直比较低调,为什么对《牡丹亭》,你却这么高调面对媒体?
白先勇:我在台湾从来不上电视,从来不接受媒体的访问。这次是为了昆曲才抛头露面的。因为要推广昆曲,就是要靠宣传,吸引大家来关注。从我个人来说,这么精致的东西让他衰落下去太不应该。
新闻周刊:和50多年来你始终迷恋昆曲一样,26岁到美国至今,你都一直刻意雕琢自己的文字,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为什么要这么做?
白先勇:这倒是我刻意的。我是念西方文学的,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但我还是刻意地避免自己的文字用西化的句法。我觉得中国自己的文字很精美。我的文字受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它们给我很多的养分。传统文化有它的民族性和特色,我很愿意去继承它。
新闻周刊:因为你的特殊出身,和作品中比较集中地反映旧官僚贵族的生活,你被贴上了“贵族”的标签,是你有意为之吗?
白先勇:也不是有意。我要写就写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阶层了,所以我的那些年轻读者对那个时候那个阶层人的生活状态很好奇。
“我文字中的伤感很多是与生俱来的”
新闻周刊:从1977年完成长篇小说《孽子》之后,有近30年没有再看到你新的小说了。
白先勇:创作完《孽子》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那本书写得非常辛苦。现在有一些短篇,最近也写了几篇,属于《纽约客》的那个系列。
(注:《孽子》是白先勇迄今唯一一部长篇,也是最独特的一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一群沦落少年,细腻描述了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和不为人知的生活。小说《孽子》含有大量同性情谊的描写,而白先勇本人也因10多年前向媒体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一直被外界所猜疑和诋毁。欧洲文化界评论《孽子》为“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新闻周刊:《台北人》被认为是最代表你创作风格的一部作品,你的包括《台北人》在内的许多作品都有相似的主题,就是对流逝时间的怀念和追寻?
白先勇:的确没错,好像避不开这个主题似的。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对美的敏感、对时间的敏感,经常会流露出来。像《牡丹亭》中柳梦梅碰到杜丽娘的第一句唱词,上句是“真为你如花美眷”,马上就来了“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就像似水流年这样过去了。
新闻周刊:所以你一直在写过去?
白先勇:在唤醒。
新闻周刊:你理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白先勇:是中国泱泱大国的大气魄,文化的大传统,那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近一两个世纪来(文化)的衰微,我希望是暂时现象。就像昆曲现在衰落了,但我得把它挽救回来。《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要让牡丹还魂……我们的过去那么辉煌,是值得迷恋的。我想我不是愿意活在过去,我只是回望过去。现在新的世纪我也看得挺有趣,不过有时候还是愿意回望一下。
新闻周刊:在你的小说当中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
白先勇: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有,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根的给养。在西方那种环境中,没有一种文化认同的自信,都有一种彷徨和茫然。这是一种文化乡愁。我想这恐怕是我创作的泉源。
新闻周刊:你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这种感伤是你生命中就有的,还是人生体验的积累?
白先勇:这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系。我想与生俱来的成分蛮大的。
“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
新闻周刊: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你在描写女性时甚至比描写男性更加细腻,似乎你比女性更了解女性?
白先勇:这其实是通的。一个作家写的是人类的感情,它超越性别。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男作家挺懂女性的,你看《红楼梦》、汤显祖,在写女性时都写得那么细。
新闻周刊: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女性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白先勇:第一个是我母亲。第二个是我的姐姐——明姐,她很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我跟她从小时候就蛮亲的,她真是很纯真的、天生善良的一个人,善良到你跟她在一起时经常会被她感动,她教育我同情的重要。
新闻周刊:你怎么定位你的挚友王国祥在你生命中的位置?
白先勇: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为这一生中有这样的一个知己感到幸运。
新闻周刊:你相信人定胜天,但在王国祥的疾病上却最终是无力回天,很痛心。
白先勇:我想是。那次我真的感觉无力回天。
新闻周刊:这种痛让你直到6年后才能写《树犹如此》的怀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