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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同性恋组织联合抗艾滋 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

现状篇 一支初具战斗力的“抗艾先锋队”

      “哎哟，有点痛！不过还好，一针见血！呵呵……”昨晚8时，位于华兴街变奏酒廊隔壁的“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办公室内，笑声闹声一片，十多个中青年男子正在轮流按照编号接受抽血。他们全都是同性恋者，正在接受“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这是自2002年“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正式组建并在成都同性恋群体中开展艾滋病防治相关工作以来，面向同性恋人群进行的第三次VCT了。前两次，已有三名“成都同志”被确认HIV(＋)。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是一支多数由男性同性恋志愿者组成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的“抗艾先锋队”。他们曾经受第十五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第七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的邀请，赴泰国曼谷、日本神户等地参会，与会代表还以男同性恋志愿者身份主持相应论坛。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长名叫王晓冬，他是如此评价“关爱小组”最令他们感到自豪的“亮点”——在直面艾滋病挑战的战斗中，“成都同志”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凝聚力的社区，加强了自我认同，更多同性恋者开始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

      对于异性恋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群让大家感到“不可理喻”、甚至“行为奇怪”的男人吧？昨日主动前来接受抽血检测的十几位男子，年龄从18岁到45岁。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男性，大多外观普通，除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的穿着显得有些怪异，其他人走在大街上不会让人有任何异样的感觉。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从事着各种职业。与不久前本报报道的“想变性的帅哥”不一样，他们认同自己的性别，绝对不想做变性手术。但是，他们的“性取向”是男性，女性对他们来说，可以是好朋友，但无法产生“爱情”。

      这是一个早就客观存在的人群，某报报栏前、某浴池内，包括这家“变奏酒廊”长期以来都是成都男同性恋人群经常聚集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一个长期被大家视而不见或遗忘的角落。“只要采访我们，都与艾滋病有关！我们不希望再强化人们心目中的这个印象：同性恋就等于艾滋病。”见到已经追踪采访成都同性恋群体近三年的记者，有人嘟囔起来。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长王晓冬赶来帮记者“解围”。“艾滋病防治只是我们这个关爱小组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是全部。但是，请记者如实报道我们积极投入艾滋病防治所做的工作，也能让普通大众从中看到同性恋人群的真实存在，认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妖魔’，只是普通人。除了有七情六欲，同样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曾经的迷茫自责

      王晓冬今年34岁。他毕业于某商学院食品工程专业。“每一个同性恋者都经历过非常痛苦的自我否定、自我折磨的过程，想‘改正’、想‘治病’……读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只对男性有‘性趣’，会产生激情。为此我非常迷茫和自责，为了能‘改邪归正’，曾经交往了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

      就在大学毕业后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之际，王晓冬选择了悄然离去。“她是个好人，我不能为了掩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毁了她一生的幸福。”王晓冬说。

      与王晓冬有类似经历的同性恋者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迫于社会、家庭的压力，最后选择了和异性结婚、生小孩。从2002年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热线咨询电话”曾经接到过无数个绝望妻子的电话：“我的丈夫竟然是同性恋，我该怎么办……”或者是同样绝望的丈夫的电话：“我实在不能再‘假装’下去了，太痛苦了，该怎么办……”

      王晓冬及关爱小组成员小杨、小军等对记者说：“按照权威机构公布的人群中客观存在的同性恋比例推算，成都市的男同性恋者总数超过10万人。其中尤其年龄偏大一点的，几乎都已结婚生子。但是我们不应该指责他们，毕竟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性的满足必须依附在‘活着’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想象，轻易暴露出自己‘爱男人’，在我们现有的环境中，完全可能因之失去正常的工作以及平静的生活。而且说出这句话来，对父母的打击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我们曾经做过许多问卷调查，对同性恋者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事，排序依次为：爱人、父母、孩子、工作……而‘性’的重要性，仅排列在第十位。”

“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生活

      在成都同性恋人群比较集中的变奏酒廊，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迎来数十位“同志”的光临，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地来的同性恋者。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好奇的“圈外人”，他们(她们)的出现，一般不会引起“同志”的反感。但摄影记者的出现是个例外，为避免不慎遭“暴露”，他们会躲进灯光更昏暗、更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如同他们自嘲的“柜中人”。

      王晓冬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同性恋现象是属于少数人的正常现象，它与异性恋者的区别就类似于“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区别。但是由于普通大众很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并且多数人轻易将之“妖魔化”，使他们不得不选择这种“躲在阴暗角落”的生活。

      艾滋病之所以会“青睐”男同性恋群体，与他们的这种隐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了排遣本能的性需求，男同性恋者的性伴侣往往难以固定。“多性伴”加上“无保护”(即不正确使用安全套)，就成为艾滋病病毒肆虐的“最好理由”。正因如此，在医学界正式命名艾滋病前，一度给这种疾病命名为“男同性恋癌症”。但是有一组数字引起了记者的兴趣：由于同性恋者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超过1／3有过强烈自杀念头……如果这是一个本身处于颓废状态的群体，怎样激发他们主动去应对HIV这个小小的、威力无比的病毒？

抗“艾”让我们有机会走进阳光

      王晓冬回忆说，2002年初，防艾专家王曙光教授等专业人士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他们，说希望在成都同性恋人群中开展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一些调查。

      对于被列为“艾滋病高危人群”接受调查，是否会“有伤自尊”的问题，王晓冬回答：“我只记得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主流社会终于开始正视、关心我们的存在了。当时真的是心存感激。就冲着这一点，不论是艾滋病，还是别的什么，我们都一定会配合。毕竟这是让普通人群看到我们真实人生的难得机会啊。”随后在中英项目支持下，“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正式成立。

      王晓冬以前和“爱人同志”李锦生一道经营变奏酒廊，可称为“商人”。自从在“防艾专家”的鼓励下，以男同性恋志愿者身份加入到“防艾战斗”中，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每天都可能面对新的问题和困难，还要考虑制定工作计划，发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培训他们开展同伴教育，了解各个人群活动状况安全套和润滑剂的发放及使用情况，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的正在受艾滋病威胁的男同性恋者，直面艾滋病，主动选择“安全性行为”……

      不知不觉中，努力工作开始显现成效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们。他们创出了一种模式，被中英项目评价艾滋病防治最佳实践，全国CDC典型经验交流会惟一经验介绍，同伴教育热线咨询、已经接近一万人。安全套使用率从2002年12月的3.3%到2004年12月已超过63%。

      男性同性恋人群之所以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多性伴及无保护的性行为。现有的各种干预活动主要涉足的是“安全性行为”，以“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为例，他们用3年多的时间，让近万名男性同性恋者接受了“安全性行为”。但是他们更希望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和异性恋一样提倡“固定性伴侣”“忠诚忠贞”，这是否会成为男性同性恋人群防艾的“法宝”？可是这不仅仅需要更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还需要更有力度的支持。让同性恋者享有“恋爱自由”和通过立法承认“同性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