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亲友协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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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满天下 taohong@aol.com同性恋者亲友协会的父母亲们谈起他们的经历时,仿佛回到了昨天。
亲友协会的先锋梅珍妮感慨地说:"当我们走在同性恋者的游行队伍中时,有那么多人跑上来,流著眼泪拥抱我们,并诉说起自己父母的事。"
史皑迪先生是出力将各地区的同性恋者亲友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的关键人物,他回忆道:"我们召集了一个30到35个人的会议,一起出去吃饭,吃比萨饼,喝啤酒。我们一起度过了两天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在同性恋者亲友会运动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的本宝薄先生说道:"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地方性分会去参加全国会议,我和儿子就自己成立了一个。1985年,乔治亚的亚特兰大还没有同性恋者亲友会的分会,我们就建一个给那儿的土老冒开开眼。"
参与建立第一个乡镇同性恋者亲友组织的亚露英回忆:"第一次开会没人来,以后父母们陆陆续续地到了,大家慢慢地开始畅谈了起来,那时的集会被笼罩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激动气氛之中。"
可这一切并不是昨天发生的事,支持同性恋者的家长们第一次集会距今已有25年了。25年来,一个纽约的地方性组织发展成了拥有420个分会,七多万成员和支持者的世界性组织。
事情开始得十分简单,也十分偶然。 1972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了梅珍妮的一封信。她的同性恋儿子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人殴打,但警察却袖手旁观。梅珍妮回想道:"当时我没想那么多,但现在回想起来,一位母亲在当时公开站出来宣称:'是的,我的儿子是名同性恋者!'那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两个月后,梅珍妮和儿子蒙笛并肩跨进了纽约同性恋大游行的行列中。梅珍妮手举一面牌子,上面写道:"父母亲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的同性恋儿女们撑腰!"珍妮所到之处,人群沸腾了。她还以为人们是在为走在她身后的著名的本杰明·斯博克博士欢呼,直到人们开始拥向珍妮时,她才意识道人们原来是为她喝采。
"还在游行时,我就和儿子蒙笛讨论起组织一个同性恋者的亲友会。"当时在纽约当小学教师的梅珍妮现在回忆道,"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亲友会能够发展成现在这样的规模。我记得在游行队伍中,我对儿子说起,我希望该团体会发展成全国性组织,可当时那只是一个梦想。 我怎么也预见不到我们会组织起这么多的人。"
游行之后,梅珍妮家的电话开始个不停。同性恋者们希望她与他们的父母谈谈。也有的同性恋子女的家长们想与她交流彼此的经历。几个月下来,梅珍妮马不停蹄地打电话,参加座谈会,跑遍全国去接受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
1973年3月,纽约同性恋者的父母们召集了第一次会议。在格林威治村卫理公会的教堂里,二十多人走到一起,交流经历,相互支持。艾爱眉和艾狄柯夫妇有两个同性恋的儿子,本宝薄和本依莲夫妇也有两个儿子是同性恋。在亲友会刚起步的第一年,他们就开始参与了活动。
本宝薄夫妇说道:"入会后,我们的生活马上就有了改观。我们那时的处境与现在相比,有很大不同。我们从亲友会得到了急需的帮助,并且坚持下来继续受益。"
七十年代,纽约的亲友会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同性恋者的父母们打来的电话,他们有的是想寻求支持,有的询问怎样在当地建立类似组织。艾爱眉亲自到十多个城市帮助当地组建协会。1974年,梅珍妮和丈夫梅主立前往西海岸鼓动史皑迪和史安丽夫妇在洛杉矶组建协会。
1976年3月,史家牵头在洛杉矶成立了亲友会,并注册为非营利性组织,申报免税。35位成员到史家参加了第一次聚会。"以后几年,需要帮助的人总打电话来找我们,每次接到这种电话后,我的心情都要愉快许多。"史太太回忆道。
打电话给史太太的人中包括了来自加州奇客镇的亚露英和亚和伦夫妇。亚家的儿子马丁于1962年就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告诉了父母。"我父亲见识不多,还以为同性恋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阶段。"马丁回忆道。但几年后,亚和伦参加了基督教长老会关于同性恋问题的顾问委员会。作为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他阅读了400多本关于同性恋的书籍。"有了那么多知识之后,他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他成为了一位活动家和组织者,父亲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奇客小镇。"马丁接着说道,他1964年就移居到了墨西哥城。
亚露英和亚和伦夫妇1978年组建了奇客镇同性恋者亲友会,成为全国第一个乡镇亲友会,当时连旧金山都还没有类似的组织。"到会的人都很紧张,"亚露英回忆说,"一位女士到我们家门口转过四五次才鼓足勇气进了门。每次开车过来后,她都坐在车里没有勇气出来,只好掉头回家。"
七十年代后期,类似亲友会的团体相继出现在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克罗拉多、依利诺依、堪萨斯、马萨诸塞、华盛顿州和华盛顿特区。这些团体的带头人于七十年代中期第一次聚到了梅珍妮在纽约的家中。"不少到会的人提到,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全国性团体。"本宝薄先生回顾道:"我们提出并同意与各地的亲友会保持联系,但还没到合并成一个联合会这一步。以后三四年中我们又聚了两三次。"
1979年,全国各地的父母们聚集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了第一个争取同性恋权益的全国性大游行。艾狄柯和史安丽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演讲台上,向参加这一历史性活动的人们发表演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是国际儿童年,家长们通过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来表达对同性恋子女的支持。周末晚一些的时候,25位家长聚集一堂,本宝薄说:"大家终于坐下来要干一番大事了。"
两天后,在史安丽夫妇位于洛杉矶的家中,30个人开会拟定了一个全国性联合会的草案。他们给联合会定下名称,并草定了合并条例。20个地方性团体共同将组织的名字定为"同性恋者亲友联合会"。联合会有五个常委,史安丽担任第一任主席,史皑迪任财务顾问,主管帐目和负责填写税表。本宝薄回忆说:"史家的客厅就成了联合会的全国总办公室。"
八十年代初期,亲友联合会开始向全国的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传送信息。该组织也成为了面向社会大众一个信息中心。当多报专栏"亲爱的艾比"提到同性恋亲友联合会后,他们一下子收到了七千多封来信。史安丽说:"邮局打电话来叫我们自己去取,他们都有些生气了!"十二个志愿者来到史家帮忙回信。"我们家的天井,客厅,起居室,到处是帮着捡信回信的人。"
亲友联合会同时也接手了过去由各地方团体承担的倡导同性恋权益的工作。史家带头的洛杉矶亲友会过去在七十年代与安妮塔·布兰特领头的反同性恋活动对着干;到了八十年代,全国亲友联合会又与美国军队开除女同性恋军人的作法作斗争。联合会给全国军队里每一个职位上的人写信,有些信还得到了回音。1998年,当基督教组织在全国大报上刊登"治疗"同性恋的大幅广告后,亲友会立即联合全国同性恋政治组织在同样的报纸上刊登了同样巨幅的针锋相对的广告,对同性恋者表示支持。
"我们过去办事的规模与今天大不一样",史安丽说。"我们过去运作的经费太少了。六七年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样办下去可不行。我们应该扩展壮大。我们的潜力在于我们处处有知音。"
1987年,同性恋者亲友联合会的领导们在旧金山开会,以商讨未来的走向。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讨论,常委们决定联合会成立不同的部门,以分管不同的事务,这样办起事来既加强了自主性,又趋于专业化。当年晚一些时候,因为地方分会的不断增多,亲友联合会迁址丹佛,这时的联合会已拥有一个扩充了的常委会,并新设置了负责建立和帮助地方性分会的地区协调员,这时的主席由劳叶俐担任。丹佛总部的博古先生成为亲友联合会第一个拿薪职员,他在位于当地市中心的一个办公室里上班。
联合会通信名单上有一千三百多个成员,活动经费一万六千美元。所有的信件、名单、新闻简报和其他发表的文字全都是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全国性办公室独立运行起来了,"博古先生回顾说:"但起步阶段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但繁重的工作有了收获,有一百多个地区建立了分会。博古先生说:"分会一开始运行时,人们都热情高涨,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候。"
随着同性恋者亲友联合会的成长,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更保守一些的小地方。杜娥玲在自己的儿子亮相之后,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内布拉斯加州寻找同性恋者亲友会。"人们都十分封闭,一开始根本找不到组织。"她回顾说。最后到了八十年代初,她在一美容院听说到了这个联合会。"我认识到,只要你开口问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她说道。从1987年到1992年,杜娥玲自愿担任了美国北部平原地区协调员,她出力建立和培养的亲友分会分布于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北卡洛莱那和南卡洛莱那各州。
联合会接到了对有关信息的大量需求。亲友会的领导班子分派力量分管不同的方面,其中包括宗教、爱滋病、同性恋者的异性配偶和同性恋青少年等问题。劳叶俐说:"我们是一个历史大潮的一部分。"
1988年,联合会已拥有了两百个分会,他们将总部迁定到华盛顿特区,由顾珀涟出任主席。联合会第一次雇用了一名总管加一名职员,并有了独立的办公的地方。"过去亲友会主要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顾珀涟说:"我希望联合会能增加社会能见度,能募积资金,让全国上下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990年顾珀涟与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的通信联系使她的努力受到了全国的关注。她在给布什夫人的信中说明了亲友会的工作,希望第一夫人能对两千四百万美国同性恋者和他们的家庭有个善意的表示,"帮助他们抚平伤痛,在家庭中营造友爱的亲情。"
给布什夫人几次递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顾珀涟最后将信和一个反歧视性犯罪的提案一齐亲手交给了白宫的一位助理。布什夫人十天后于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