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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中国日报》的“六十个人物、六十个故事”中有位同性恋者
9月30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英文《中国日报》以几十个版面刊登了大型专题报道“60个人物,60个故事”,回顾介绍了过去60年来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和事,其中的人物有着不同的行业和背景,也有不同的个性和经历,既有名家名人,也有普通公民。居住在上海的同性恋者、律师周丹就是这60位人物之一。
《中国日报》的文章介绍说,律师周丹与伴侣住在一起,积极参与同性恋者的活动,也公开为同性恋者平等权利说话。2001年时,周丹公开了自己是同性恋者,不再因为自己的性倾向而隐藏真实身份。文章说,中国的另一位人士崔子恩曾在1991年因表明是同性恋者而被剥夺教学资格,而周丹的经历则完全不同,周丹说:他的父母很快接受了他是同性恋者的事实。
让周丹有些诧异的是,同事和朋友们并没有因他是同性恋者而感到震惊,媒体关于他的报道也很正面,甚至使他成了同性恋者群体的一个好榜样。在周丹看来,在今天的中国身为同性恋者已不再象几十年前那样被当作禁忌。
在介绍周丹的同一版面,《中国日报》简要罗列了与同性恋有关的一些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学者康有为在1902年提出允许同性结婚的建议;在1930年代,中国政府曾将同性相恋或男男性行为定为“败坏公共道德”的事物;1979年至1991年间,虽然《刑法》并没有专门将同性性行为定罪,但其它一些罪名仍可能使男同性恋者被拘押;公安部在1991年认为两个同性恋人居住在一起并不违法,那之前,在安徽省曾有两位女同性恋者因同居而被拘捕;1997年,《刑法》中常被用来指控同性恋者的条文被删除;2001年,同性恋在中国医学界不再被统称为精神疾病......
关于近年来的变化,《中国日报》的文章说,在中国各城市里,同性恋者酒吧和同性恋者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而互联网又使得同性恋者不再孤立。从2001年崔子恩等在北京举办同性恋题材电影节所遭遇的问题,到最近上海的同性恋者骄傲周活动,很明显,中国的同性恋者群体已经从看似不存在的状态发展到如今有大约3000万之众的社会力量。
对于自己处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周丹感到幸运和自豪,近年来,周丹也参与了为同性恋者提供帮助的各种社会工作,希望利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
周丹说,尽管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的道路还相当漫长,同性恋者在教育、就业以及双方关系等方面的权利仍是法律空白,同性恋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还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偏见和歧视仍然是主要障碍。周丹认为,为了改变大众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和认识,政府可以在面向公众以及专业人士的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介绍律师周丹和中国社会的有关变化,《中国日报》还在该版刊登了其他几位相关人物的照片和简介,包括电影工作者崔子恩、社会学者李银河和同性恋者的母亲吴幼坚等。在当天报纸的头版,《中国日报》在“60个人物,60个故事”的专题导言中写道: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是因为许多人的存在,今天我们要介绍其中的60位人物,借此过目新中国的第一个60年。
9月30日《中国日报》“60个人物,60个故事”专题的相关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