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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发表: 2010-07-26 20:57
最后编辑: 小川
最后编辑: 2010-07-26 21:03
原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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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爱同行

国内唯一同志健康杂志因经费停刊

中国同志权益引起官方通讯社关注

(作者或来源) 新华社记者勿日汗、曹国厂、杨定都

　　同性恋者张国威晨练归来，在传达室收到期盼和等待了很久的《朋友》。

　　回家后拆开一看，却发现是终刊号，一下子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几乎要掉眼泪。“当时，就像一个真的朋友要永远离我而去一样。”张国威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让他如此难舍的《朋友》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份为同性恋群体提供心理支持和艾滋病预防意见的中文杂志。因为其主要赞助商福特基金会停止了资金支持，这个双月刊遭遇停刊的命运。

　　张国威从2001年开始成为这份杂志的忠实读者。他说，9年来，这份杂志打开了他的眼界，帮助他和伴侣保持健康，赢得身边人们的接纳和认可。

　　1996年，时任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生殖健康项目官员琼·高芙曼首次来中国时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同性恋行为遭受很大的歧视，不被社会认可，而且很少有公开的机构为同性恋者提供帮助。

　　当1998年琼·高芙曼听说了中国同性恋问题专家张北川和他创立的在同性恋群体中传阅的《朋友》杂志后，决定提供资金支持。

　　但如今，哈佛大学医学院学者高芙曼已离开福特基金会，而基金会也把在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性教育，不再为《朋友》提供资金支持。

　　“最后一期的《朋友》已经送抵它的读者手中，包括MSM(男男性接触者)群体成员、艾滋病患者、专家、记者、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张北川说。

　　《朋友》每期印刷1.5万册需要50万元人民币经费。“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份杂志，尤其是它所起的中立作用，以及它发出的来自MSM群体的声音，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和MSM社区发展会是什么样。”琼·高芙曼说。

　　她说，在中国，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机构，从2002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处理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敏感问题，着实令人钦佩。

　　 “然而，政府的努力虽然很有必要，但遗憾的是它不能完全阻止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排斥和歧视。”她说。

　　来自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74万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然而，新发感染者由2005年7万人下降2009年的4.8万人，其主要原因是近两年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一系列有效的预防干预政策和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表示，《朋友》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它给同性恋者带去鼓励，并帮助社会大众了解了这一群体。

　　中国男同健康论坛主席童戈说，在当今的中国，男同性恋者逐渐被社会和政府认可，在很多城市，同性恋群体已经走出地下世界。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邱仁宗教授认为，“《朋友》应该后继有人”。他说，在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染途径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大力进行性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要防止对不同性取向和性行为的污名化和歧视。

写给《朋友》终刊号的几句话

2010-05-04 17:48

　　《朋友通信》(以下简称《朋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世俗社会了解同性恋者的窗口和桥梁。1998年，它像报春花一样诞生，2010 年，当《朋友》在春天里离去，也许我们并不必为它伤感，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无数同性恋者的知音和挚友，也成为了来过，爱过，功成，身退，这本是惯常的规律。《朋友》已经如此绚烂，又何必为它的远行而扼腕?在《朋友》的内心，那份“爱”却是永远的炽热。它承载着同性恋者在这个时代的苦闷与希冀，更承载着大家追寻幸福生活的所有努力与付出。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张北川医生更是为此穷十三年心血，他不仅仅是在央视的演播室里侃侃而谈，或是在各种研讨会上坐而论道，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一字一句地斟酌着回同志们求助的信，在电话里为那些蹉跎岁月中苦闷的灵魂送去一缕光亮。“同志”们的爱恨情仇是炽热的，而“非同志”张北川对这些情感的尊重和爱护同样是炽热的，《朋友》始终交织着这样炽热的“爱”的情感。

以下是做为其顾问的我为《朋友》终刊号而写的几句话。

北川：你说《朋友》圆满收山，多少令人感到一丝悲凉。本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怎么“利剑竟入鞘”？当然，你呕心沥血十几年，太不容易了，现在激流勇退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这充分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性学领域缺乏后继人才，“老人们”都是披荆斩棘逆流而上，单打独斗闯荡天下，起步阶段根本没有什么人敢于步我们后尘，形成梯队。这也可以理解，当时他们还年轻，不像我们“半截入土”，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敢于豁出去为官方尚不承认的“事业”拼搏一番；我们也不敢轻易拉年轻人“下水”，否则他们将来的职称、业绩、甚至饭碗谁来保证，我们异类了，年轻人怎么办？现在我们人老力衰，队伍建设问题就突出了。(唯一的例外是中医，可以带徒弟)我们都受体制的限制，无能为力。眼看多少学识就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其实也是极大浪费。真的希望有人出面抢救抢救我们这些屈指可数的老一代性学人才吧？!有些领域真的是后继乏人呀。

(编者注：本博文来自马晓年先生的博客。马晓年，山西汾阳人，1969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本科)，1981在协和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目前任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和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