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为何针对同志及性工作者?

(作者或来源) GT      “明报专讯”作者为﹕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

      近日有同性恋及性工作者抗议红十字会的《捐血者须知》有歧视成分，很多人却为那《须知》辩护，这里且审视一下他们的辩护理由。

      何不研究货车司机是否高危﹖

      辩护一﹕同性恋者（或性工作者）确是比一般大众有较高的爱滋病感染率，所以，不让他们捐血是根据事实去保护大众。

      回应﹕所根据的确属事实，但不是全面事实，因为比一般大众有较高爱滋病感染率的群体可以有无限多，视乎我们怎样去圈出这些群体。譬如根据已知资料，我们不难圈出南非人、独身男人、超过三十岁的人、信或不信某些宗教者、长途货车司机等等也可能有比一般大众较高的爱滋病感染率，有些甚至可以比同性恋或性工作者更高。不理会（或不敢理会）这些其他也是所谓‘高危’的群体，却偏偏圈出同性恋和性工作者来针对，便是不公平、欺压和歧视弱群，也误导了要接受输血的人。

      辩护二﹕高危行为比高危群体较难确定。

      回应﹕根据一个人的身分来指认其危险程度是不公平的，较公平的做法是以该人的行为或经验为根据，在血液安全问题上，便是要看该人有无做过可污染其血液的高危行为，但反对者却以高危性行为难以准确定义和详细描述来作辩，这无非是藉口，因为《须知》内所说的性行为、性服务、为金钱而做、或男妓女妓等，也是无法下定义说得清楚的字眼，这些用词的难度及模糊度，为什麽又可以接受﹖显见设计者背後就是有主观偏见成分。

      辩护三﹕以身分来认定危险度虽然或涉歧视，但较能保障血液安全，向公众负责。

      回应﹕并无证据较能保障安全。在理论上，无论是否以性身分为根据，所依靠的仍是捐血者对《须知》的理解和本於良心的回应，其可靠程度都一样难以测度，但那既然是无办法中的办法，设计者就只能尽力而为，就更应以设计一个能避免有歧视内容的《须知》为较合理和较得人心。

      应以行为经验为根据

      辩护四﹕《须知》乃参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制订，所以不会错，也不能改。

      回应﹕国际公认的标准也可以错，尤其在有关歧视的事情上，因为歧视者必属当权大多数。十多年前，国际公认标准说同性恋是病，现在就已经不是。要改变一个国际错误是很难的，也需要很长时间，但必须先能面对错误，肯去求变，才有改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