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

从克林顿的绯闻说开去

(作者或来源) 二言 taohong@aol.com      克林顿的绯闻总算尘埃落定，历时一年的弹劾风波在公众舆论的厌烦声中不了了之。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元气大伤，此番风波在客观上倒使全球民众获益非浅，至少很多人领会到：选民看政治家，应以政绩为重，私生活已经越来越占据次要地位。这并非世风愈下，而是世界走向了成熟。

      我们每天与无数的人相处。对人的观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情人之间的爱等；另一种观感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通过对对方的各方面的所有经过一番考核与审视而作出，比如公司在录用雇员时，就是经过对申请人经过多方面的考核后做出决定，不能因申请者的性别、年龄、相貌和婚姻状况等加以歧视。情感和理智可以同样介入，比如说婚姻对象的选择除了爱情以外，尚会考虑到对方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

      情感牵涉到体内一系列的化学和生物反应，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药片可以调解和控制人的情绪（如抑制消沉等），但情感这团混沌目前尚未被科研所完全捕捉。我们通常所说的“爱情是盲目的”“爱一个人也爱他的缺点”等就是纯粹情感的表达。

      我希望自己的爱人相貌堂堂，仪表万分，因为这给我带来欢愉。我并不希望也不能忍受他象克林顿那般风流成性，因为他们的这般行为将会影响我的幸福与安宁。我对爱人的态度，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

      然而，我没有理由要求同事或上司英俊潇洒，不然的话，议会和总统竞选岂不成了选美大赛，联合国秘书长岂不应让贤于世界小姐。我们也不必强求别人的生活态度符合我的偏好，比如说上司是否有婚外恋无关我的痛痒，我也不用关心他是基督教徒或者撒旦教徒，只要他不违法，只要他的私情和私事不影响工作。当然，我有权不喜欢同事或上司，我有权拒绝参加他们举行的私人聚会，有权不把他们纳入我的社交圈，但我没有必要因此而阻挠他们的工作。我对同事或上司的态度，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就象美国多数民众认为，总统的首要职责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只要他不犯法，不利用职权，不盗用公款，他的性生活与我们何干？再说，最初是莱文斯基小姐对总统投怀送抱，并非克林顿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

      克林顿与希拉利的婚姻，就是建筑在理智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这对第一夫妇之间的婚姻并非基于男欢女爱，而是一对坚实的政治同盟。当很多人提倡婚姻应该成为事业的推动力时，克林顿夫妇倒是在这方面做到了极点。

      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和理智往往受到人为的混淆。比如说，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投票往往被用来决定某一新法律的施行与否，但很多人在投票时以情感代替了理智，使民主制度应有的科学性被过分强调的民意性所代替。前一段时期，夏威夷最高法庭审视了有关同性婚姻的辩论后，做出判决：同性婚姻是巩固伴侣关系的良好渠道，同性伴侣照样可以成为称职的父母（州政府以同性伴侣不能成为好父母为由而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社会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同性伴侣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制造种种障碍来剥夺他们的权益。然而，同性恋还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基督教会煽动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情绪，通过公民投票否决了同性婚姻的提案。很多人在投票时，以自己对同性恋的厌恶与恐惧来代替“同性恋者是否有权结婚”这一关键问题。当然，一个人有权对某一伴侣或某一种生活方式表示喜欢或讨厌，但自己的好恶不应成为对他人婚姻的干涉的理由，比如说我看不惯甲男与乙女结合，我当然有权对他们远而避之，但我没有权利去捣乱他们的婚礼，更没有权利去拆散他俩的结合。

      情感对理智的否定还会带来政治上的迫害。在五十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一个人保持缄默就会被当做共产党人而遭开除工作甚至逮捕等。说起中国，很多人对以前的洗脑会可能还记忆犹新吧。如果你不参加洗脑会，那么就表示你对某一政党或组织怀有仇恨。殊不知在热爱与仇恨之间，尚有其它情感，比如冷默与厌倦等，这些情感都是人之常情，不能强求一律。虽然事过境迁，这种非黑即白的“一刀切”心态在海外的许多大陆学生或者从业人员身上，还是随处可见。比如说电子网络上有关政局的讨论中，支持某一政党很容易被反对派一味地责为“走狗”，可见流毒之深。  

      对于政党的支持取决于于本人的政见与政党的呼应程度，就象在商店里购物，我们关心的是商品如何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对商品发生情感，那么就是恋物癖）。支持并不等于热爱，并不等于赞同政党的一切主张。即使不赞同所属组织的某些纲领或原则，也不见得需要与这个组织一刀两断，比如说基督教会普遍反对同性恋，但教会提供的其它方面的精神满足也会使同性恋教徒留在教会。即使在不赞同任何党派或者讨厌所有党派的情况下，一个人也不一定要喊出“打倒”的口号，就象商品某些方面的特可能征不尽人意，我也可能购买。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从“两害相衡取其轻”的立场出发，决定投某一党派的票。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认为克林顿不可信赖，但他们仍然对他表示支持，也是这种心理的反映。总统说到底，是一个工作职位，我们不必强求总统是我做人的楷模。

      同样，作为政党，要取得民众的支持，应该靠政绩赢得民心，即民众所抱的是“如果你想要赢得我的支持，那么你能为我提供什么呢”的实惠心理。在信息封锁的年代，政党可以通过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宣传方法，强行在民众心目中呼唤起热爱。当大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井底之蛙，错误地认为世界各地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高呼“忠于”式的感恩戴德和盲目崇拜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一旦得知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人们不免会有一种受骗感。

      以往的政治狂热已经被务实的心态所代替。推行清心寡欲的德育教育曾经导致的只是集体懒惰，共同贫困。在“向钱看”的现实面前，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来建立一个多劳多得而又相对公平的社会。如果“公仆”自己忙着当宝森，却要民众学繁森，那么越是大张旗鼓的宣传，越是接连不断地推出这个模范那个榜样，就越会在现实面前显出可笑，越显出虚伪与无力，而此时民众不但热爱不成，反而徒生厌倦与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