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依德与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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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在二十世纪初,对人类性倾向发生兴趣而造成重大影响的医师当属1856年出生于维也纳的西格蒙德·弗洛依德。弗洛依德被称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精神分析即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又是一种治疗方法。当时矜持的医学行业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仍然将性爱视为禁忌和不可言及的话题,而弗洛依德的理论就是以性为核心,所以在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比如说,他称婴儿和孩童为“多形变态”,认为他们从小就有着寻求性快乐的本能,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性发展历程,这种看法与当时将孩童看成天真无邪的主导观点背道而驰。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说还坚持人人都有性和通奸的欲望,只是这种欲望过于令人惊颏,所以被压抑在无意识中,而这种压抑即是日后许多困扰和精神折磨的来源。弗洛依德认为,人的性欲错综复杂且难以预料,其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先天本性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可以说,弗洛依德即是科学家,又是道学家。
弗洛依德假设双性恋的功能人人生而皆有。他认为,男女都有主动和被动的倾向,阳刚和阴柔的本质,任何孩子在走向异性恋未来的同时,会经历同性恋阶段,而这些性与性别身份不会全然消失,只是在走向异性恋终端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压制。
弗洛依德如此坦然地谈论性欲,使美国公众大感吃惊,难怪他们起初对此并不加重视。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当精神分析学说初次传到美国时,正值改良运动试图扫除卖淫和其它非正统性活动,许多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公民希望达到某种“社会纯洁”,而这种“纯洁”就包括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一成不变的性别分类和诸多的性行为禁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依德的理论在美国的风行程度超过了欧洲。当他于1909年初次访问美国时,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在医学领域推广精神分析学说。更重要的是,当时心灵治疗、催眠和暗示疗法等已经在美国盛行,所以弗洛依德有关精神治疗的看法自然而然地在那里安家落户。
弗洛依德心理学打破了科学家在性研究方面的沉默,大大影响了社会对于性欲──特别是同性恋──的看法。“社会在性道德方面的种种规定──尤其是象美国这样的极端例子──在我看来是极为可鄙的。”弗洛依德在对一位美国同行的信中这样坦白地写道,“我赞成更为自由的性生活方式。”弗洛依德推动的革命使性受到了大声谈论,启示人们改变性生活的方式。
即便如此,弗洛依德对于同性恋的观点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赞美诸如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历史伟人为同性恋,似乎暗示同性恋可以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而且同性恋者甚至可以成为天才!另一方面,他将生育视为不可避免的生物责任和性生活的必要目的。他曾写道:“选择性夥伴有一个隐含的条件,那就是这种选择必须指向异性。”相比之下,同性恋只是一种次优选择,因为它缺乏异性恋行为所具有的生育功能。
1935年,一位美国母亲写信给弗洛依德,谈到了她儿子的同性恋倾向。弗洛依德在回信中彻底表达了他对同性恋的看法:
“我从信中看出,你的儿子是名同性恋者,但你在信中总是竭力回避这一点。
请问你为什么要回避这个话题呢?同性恋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并不是什么羞耻,更不是罪恶或者堕落,它不能被归类为疾病。我们认为它是性发展停滞所造成的某种性功能变异。从古到今,许多卓有成就的人士都是同性恋者,比如柏拉图、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将同性恋当作罪行来惩罚,是残酷的非正义表现。”
同性恋不是病,但同时是一种“发展停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自从弗洛依德去世后,精神分析学家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虽然人们可以说,弗洛依德的观点过于模糊,以至可以被任意套用在“正常”或“非正常”、“健康”或者“病态”的正反观点上,但弗洛依德在如下看法上是毫不含糊的:不应该禁止同性恋者成为精神分析专家。早在1930年,弗洛依德就在有关德国和奥地利将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呼吁书上签名。他在那时候就为同性恋者说话,堪称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先驱之一。
“解决同性恋的问题并非精神分析专家的责任,”弗洛依德在1920年曾这样写道,“要将一个已经发展成型的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其难度不亚于要将异性恋者改成同性恋者。”他认为,精神分析也许有助于解释同性恋的起源,但在“治疗”上却无能为力,但后来很多医生和治疗师在接受精神分析有关同性恋成因的解释时,却不接受同性恋不可治愈的说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