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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绿色与和平生态报告

湖南卫视“走近同性恋”

      公元2000年12月20日晚20时，来自北京的大学教师崔子和画家石头以公开坦露的同性恋者身分出现在湖南卫视大型谈话栏目《有话好说》的现场。尽管同他们一起出席谈话的嘉宾还有中国社科院同性恋课题专家李银河，但是在现场，他们既不是“问题人物”，也不是“研究对象”，而是平等对话、立场坚定、思想敏锐的讨论者。
      该栏目的编导胡双锋、梅红蕾和主持人马东，在策划这期节目的当初就立意把同性恋话题放在一个“不是罪过，不是病态，不是道德腐败”的科学前提下进行。从一年多的策划到两个小时的现场录制，他们既不抱偏见，也不是猎一时之奇，从而把节目制作得平心静气，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了电视媒体应当具有的科学、民主、求知、探索的良好品质。
      节目播出的当晚，很多人聚在家里、酒吧里屏息凝神地观看节目，待节目播完后与身边的亲朋好友讨论同性恋话题直至深夜。也有人拔通电话，向节目制作者表示感谢和祝贺。当晚在湖南卫视值接电话的编导胡双峰，在节目播完的一个小时之内就已收听电话80余个，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非同性恋者打进来的。有关这一话题的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讨论，以此栏目为契机，正在深入下去。
      有人说，湖南卫视正是用“走近同性恋”这一开放平等的姿态迎来了崭新的纪元。

《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和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公元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不再把同性恋统划为病态。一时之间，各种媒体纷纷响应，相关报道、访问、讨论连篇累牍。
      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凤凰卫视在“两会”期间《新闻直通车》节目中的报道和该台《名人面对面》节目中许戈辉对李银河、崔子恩的访问。这些信息与讨论立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同性恋族群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戈辉、李银河、崔子恩收到许多同性恋者写来的信件或打来的电话，向他们倾吐初步受到社会认识的喜悦，以及对自身前景的展望与担忧。
      应该说，《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还仅仅是中国社会向性倾向平权平等的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

同性恋者，作为一个词，锁定一个物种

      公元1869年，德国人本肯特（Benk Kert）首次用Homosexuality（同性恋者）一词来定义人类中的一个种群。这个命名在欧洲和北美洲受到普遍认同之后传入中国，遍译为“同性恋者”。潘光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翻译霭理士《性心理学》并作译注及附录时使用“同性恋”一词来泛指人类社会并不陌生，然而却从来没有正经对待过的同性恋现象。1987年，由费孝通笔荐的这部《性心理学》译注本（1946首版）在初版问世40年之后，重刊于北京三联书店，此后不断再版，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的众多译本一起，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中国本土化，产生着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同性恋者”是指“与同性持续保持性活动的人（包括欲望和性行为）”，在一个对男女两性性事讳莫如深的“情爱大国”，直截了当地把中心词“情”替换下场，使“性”当仁不让地登场亮相，而且是以同性为性对象、性伙伴，表现了最早把这个词语及其含义引进中国的现代学者的一种探索和追求。
      环顾中国历史，有被男性皇权中心制文化书写的贞女文化、烈女文化、淫女文化，和同样被它书写成的男宠文化、优伶文化、相公文化、太监文化，但没有男女平等平权文化，没有独立的女性文化，更没有自我书写的同性恋文化。“同性恋者”，像女性主义者所使用的“女人”一样，不应该再沿袭早就存在的那种人际和性际意义，而应该以科学的审视，现代文明的先进文化架构，形成一种崭新的身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类全新的性别。这种理解，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知识界所接受。

现身或者站出来：“我是同性恋者”

      公元1991年10月，中国同性恋者唐立彬和雷欧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正式向媒体公开同性恋者身分。1992年12月，叶光伟在加拿大电视网公司和英国BBC广播公司“现身”，公开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者身分。1994年，吴春生和万延海向香港等地多家媒体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身分。1996年6月宋歌、崔子、于秋生、韦利民、沙啦啦、江新等20位同性恋者在香港因《我们活着》一书公开出版而表明了自己的性取向。与此同时，童戈、崔子恩等几位作家因《他他她她的故事》一书在香港出版而艺文现身。
      十年之间，中国同性恋者由冲破巨大的社会阻力，勇敢地“自我牺牲”的个人悲壮现身，到不无自怜与自恋色彩的集体现身，再到平静而理论准备充分的自豪现身，体现了同性恋者自我认同和自身建设的逐步深化和完善，也体现出同性恋者与社会体制、主流异性恋人群以及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现身或站出来，向社会，向亲人，向朋友，向同事，向大众媒体讲出自己的性取向，既是尊重自身，也是帮助主流社会摆脱无知和偏见的必经之路。
      崔子还认为，如果说“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名词宣告了一个种族的诞生，那么，站出来直面世人，说“我是同性恋者”，就是把那个名词和冠名它的种群从受冷落、受歧视的异类地位“拯救”出来的第一步。
      从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走近同性恋”的录制现场来看，特邀嘉宾入场前，现场发言观众频频使用“同性恋患者”这一错误名词，反对同性恋者的发言既坚定又不留余地。自从崔子和石头“现身说法”之后，现场观众的发言和态度发生了急骤的变化：首先是“同性恋患者”这一称谓悄然消隐了，偶尔有人习惯性口误说出它来，也会马上向现场嘉宾道歉，以示对对方及自己的尊重；其次是“反对的呼声”愈来愈少，愈来愈弱，最后，82名现场观众中只剩下两名坚决的反对者，尽管如此，他们也补充说，他们理解同性恋者，只是反对的立场仍未改变。

同性恋者社群（A）：从“游牧”到“支部”

      回溯中国同性恋文化进程，现身者唐立彬认为，不能用异性恋文化的“粉饰”习俗来对“渔场”文化忽略不计。他指出，在中国同性恋文化尚未进入文字印刷、绘画、行为艺术、电视、电影、网络的“自觉”之前，就已经“自发”地在以公厕为圆心、以公园绿地为半径的空间悄然展开。以北京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年“西单墙”公厕，80年代上半叶的“东宫西宫”，80年代下半叶以后的西苑三角地、东单公园、白家庄、大北窑、六铺坑一带的公园和公厕，1995年以后的三里河街心花园，为同性恋者人群内部的交流和认知提供了最具广泛性和大众性的“私空间”。
      在这种“私空间”里，许多同性恋者首先遇到的是一个相互现身的问题。这里的经典提问是：“你是么？”被提问的人无论是胆颤心惊还是气定神闲，都必须向一个陌生人作经典回答：“我是。”这是他们面对外界最初的公开身分方式。唐立彬认为，这是“现身训练”，很多同性恋者是经过这种训练而加强自觉意识，并增进向社会现身的勇气与自信的。
      与上述的同性恋者“游牧文化”同时出现并同步发展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是家庭聚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区活动。据唐立彬介绍，北京在1988年到1991年期间，主要的家庭聚会分布在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友谊宾馆、西苑饭店附近某居民小区、和平里某居民小区和崇文门某居民小区中。这类家庭聚会集娱乐、交友、电影作品的录像观摩、心理咨询、信息交流、学术话题讨论、安全性行为教育于一体，在“大家庭”的氛围里传播知识和友谊。
      近几年来，这种形式的聚会得到拓展，并且以地域为区域，自然形成相对固定的聚会场所。有些区域的同性恋者几乎每天都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见闻和体会，及时解决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唐立彬称这种长期而固定地点的聚会为“支部”。仅以北京为例，就有西城支部、海淀支部、朝阳支部、崇文支部、宣武支部等多个家庭小社区。这种松散、没有任何政治色彩、非组织化、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支部生活”，在临时家庭的结构样式中，给同性恋者创造了完全坦露、身心松驰、知识资源共享、困境与压力相互化解的无穷机会。

同性恋者沙龙：自修课堂/讨论者/每个同性恋者都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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