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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的忘却

想起文革及纳粹

      只不过，我在拜读这些大作时，内心里不寒而栗，只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回到了文革时代或者纳粹时代，那种在自以为是的愚昧年代中，通常出现的粗暴和专横已经在二十一世纪自由的香港再现了。

      “一颗明星在香港非典型性肺炎正在弥漫的空气中陨落”，一句尖酸刻薄的开头语，令我想起小时候小学校门口有人向里面喊“快出来看枪毙人的车队”，不满十岁的我急忙跑到校门口，看见十几辆军车，每辆车上有荷枪实弹的军人，用手按着面色苍白，头上挂着大牌子，写着姓名并被打了叉子的牌子﹕“张伊伊”。二十几个被剃了光头，远远看去很年轻，不过廿来岁的人，浑身发抖地，身不由己的去接受“宿命”。马路两边的小学生议论纷纷，“这些都是坏人”，“死有应得”，“逢年过节以前，都要枪毙一批﹗”

      我记得自己发现校门口贴了一张白纸黑字名字上打了红叉子的判决书﹕“张伊伊，男，江苏人，廿一岁，因流氓打架活动，屡教不改，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还记得当时心中一沉，“我也打过架啊，他才有我的年龄的一倍啊”，看着远去的刑车，心里不由对那个廿一岁的小伙子同情起来，再看看周围的同学们那个有如看大戏过节一样的兴高彩烈，那个议论纷纷，那个对将要惨死的人的不屑于齿，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长大了，懂事了。只不过当时我还不能真正的懂得那些被枪毙的小伙子的父母亲人的感受。今天拜读了《亚洲周刊》的大作，突然感受了张国荣亲人的内心痛苦及追忆。

      其实，我们中国人历来有封建社会的传统，对个人的尊重，从来比不上对国家、社会权威的尊重，生命的价值在功利主义的度量中，显得渺小，人性的真实也在世俗的伦理道德里失去了应有的色彩。

要有起码的同情与宽容

      我们虽有五千年文明，却缺乏一点起码的同情心及宽容心。不然在古代怎会有那么多百姓像过节一样地去看别人被砍头、被处绞刑﹔在近代怎会有人拿馒头去蘸死囚的血为儿子医病﹔在文革期间怎会有小学生你挤我、我挤你地去看一批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人被押赴刑场。在今天的香港，怎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兴致勃勃地谈论张国荣一定是因“假面人生”，“拍惊栗片不能抽离角色”，“拍片撞邪”，“女人吃醋”而寻死。

      没有人去同情，但有谁想过，可能在古代被砍头的人是因为在皇帝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可能在近代被处死的人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学了点马列主义﹔可能文革期间那个被枪毙的人只是和一个女生自由恋爱并与情敌打了一架﹔可能张国荣只是患上了抑郁症而不能自拔。

九一一事件的联想

      我是不同意一个人去自杀的。但我可以理解、同情一个人去作一个最后的、不得已的选择。记得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在电视屏上看见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上一个个绝望的人从几十层，甚至一百多层的楼上跳下，跌到地面顿时变成一堆堆血肉模糊的惨不忍睹的镜头，我当时非常不理解。但几个月以后，看到一些侥幸存活下来人写的文章，以及与大楼中死去的人保持电话联系的人所写的文章，当他们讲到由于飞机汽油产生的烈火及浓烟步步逼近，明知是死路一条，有的人选择与其被大火和浓烟所困，毋宁高空一跃而下求解脱，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最后的选择，虽然是寻死，也是最后一次自由地选择。我还见到一对男女，手挽着手从楼上跳下，姿势几近优美安详，对于绝望的人的选择，你还一定要批评么﹖

      可能有人觉得把抑郁症比作九一一是言过其实。我虽然没有个人的经验，但整个世界上因抑郁症而轻生的人实不在少数。所以，你们也没有必要这么不同情张国荣而挖苦他“不管是十八年的恩情还是十八个小时的一夜情，他都挥一挥衣袖，拿掉口罩，跃向生命中永远的秘密”。这优美的文字与冷酷无情的嘲讽，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就好象古代看绞刑的百姓，憨厚脸上的眼睛里充满血丝的兴奋一样。
写到这里，已夜深人静，想起几个月之前罗文去世时，在《明报周刊》上读到罗文好友刘培基的一篇纪念文章，平实的语言里，把二人从少时相识到一生的友情，把罗文的优点缺点都写了出来。我不认识罗文，也不会唱他的歌，但刘先生的文章，把人和人的同情心这个最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不加修饰的写了出来。他的文字没有《亚洲周刊》的优美，却令我感动不已。
我不是张国荣的亲朋好友，也不是他的Fans，但是为了忘记这些天来的华丽文章、优美文字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人传统的不同情及尖酸刻薄，写上这篇纪念文章，希望唤起你们的同情与宽容，与大家一起去忘记那些令人厌恶的媒体报道吧﹗                 


注：王兟，TOM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