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的荒谬“政治标签”

(作者或来源) 童戈      至今，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中，因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在历史上是以有地位的人狎昵地位地位卑微的同性为显著表现，自然而然由于处于传统道德观和“阶级说”嫁接，认为同性恋是应该插上“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这个“政治标签”的。
      俗话说，“不知者不怪”。因为我们曾经讳言同性恋，也很少有人去关注研究这一现象，所以不会知道资本主义曾经又给同性恋插过什么样的政治标签。
      1906年，封建君主制摇摇欲坠的德国，一个身为政论杂志发行人的异性恋者哈登公开发表文章，提醒世人和德皇要警惕同性恋者跨越种族、国籍、阶级而组成的“同盟”（当然是莫须有的）。他认为，在朝廷、军队、报社、学校、商场和工厂里都潜伏着同性恋者，他们在策动一场“国际阴谋”，他们要推翻上帝的宗教规范，也要推翻皇帝，要向所有的“正常人”和“正常秩序”进攻，要颠覆朝廷，颠覆封建制度。哈登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同性恋及其活动的种种表现，号召把他们“揪”出来严加惩治。一是，德国社会的保守势力掀起了一场打击同性恋的热浪。但是，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皇帝威廉二世也彻底倒了台。
      严格说，虽然哈登为同性恋插的“政治标签”并不明确，但充分表现出一个保皇派的有产者内心的政治恐慌。在当时，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欧洲蓬勃兴起了几十年，并影响到美洲和亚洲，其间不只爆发过法国的“巴黎公社”工人起义，而在跨越欧亚的一大片土地上，正在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就在哈登给同性恋插上“政治标签”的10年后，俄国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
      时间很快过去了30年。同样在德国，一个必定会遗臭万年的政治狂徒又为同性恋插上了“政治标签”，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魁鲁道夫•希特勒。在法西斯的政治棋局中，被他们认为必须狠狠消灭干净的有四种人——共产党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在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高达数百万计的同时，也对难以计数的同性恋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屠杀。当代学者劳特曼和海伯尔等曾经对德国纳粹迫害同性恋者的情况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令人读来触目惊心的调查专著。被迫佩戴有法西斯发明的粉红三角形标志的同性恋者，比同样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还悲惨，他们不是被当作囚徒，而是被作为“人渣”，遭受种种非人的凌辱。资料记载，一些法西斯分子会强迫同性恋者进行种种同性性行为的表演供他们观看取笑，也会发生对同性恋者的野蛮轮奸。
      1999年，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德国政府共同发表文件，承认了德国法西斯迫害同性恋的历史事实，并肯定这一事实是对人权的残酷践踏。中国的人民日报等严肃媒体，也正面报道了这一消息。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同性恋插上的政治标签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显著特点。
      前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中国大陆共产党新政权的诞生，使国际社会的格局出现了本质的改变，民族和国家之间原来列强殖民化扩张和反扩张的斗争也转化为更加尖锐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对抗。这时，同性恋却被置于更加政治化的尴尬境地。
      前苏联解体以后，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克格勃的秘密档案被解密。从中，我们发现斯大林时期秘密逮捕同性恋者，并把它们投入集中营和疯人院的记录；从中，我们也发现前苏联类似场所中存在的“同性恋角”；从中，我们同样触目惊心地发现了对同性恋者曾经的凌辱和折磨。而抓捕同性恋者的政治理由，是认为他们追求资本主义的自由生活方式，政治上倾向于资本主义反共势力，存在为帝国主义充当间谍的可能和嫌疑。从前苏联建议的克格勃档案中看到，当时抓捕的同性恋者以军队中的青年军官、新闻机构的青年记者、编辑、政府机构的青年机要人员居多。
      而在同时，美国仇视共产主义政治联盟势力的极端政治右倾势力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美国当时的两任总统杜鲁门和杜勒斯都是麦卡锡主义的积极赞成者。他们一边以“自由世界”霸主的姿态发动了侵略朝鲜、希腊的战争，并侵占了中国台湾，以便对以苏联、中国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形成军事封锁。另外，他们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秘密调查，对持以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及其同情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如著名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因被清洗和封杀，限制出国，监视居住，生活经陷入了毫无经济收入的困境。一批当事人移居美国的中国科学、文化界人士如钱学森、钱三强等，也遭受到了同样的迫害。麦卡锡主义在迫害共产党人和同情者的同时，也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反种族歧视人士和同性恋者。他们除去被美国的国家机构清洗和监视，还要提防政治上反动的“三Ｋ党”一类社会黑恶势力的暴力侵害，一些黑人和同性恋者被他们残忍的阉割和打死。
      麦卡锡主义攻击同性恋者也有他们的政治理由，他们认为同性恋者的反歧视倾向表明了一种“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倾向”。
      同性恋者被加以这种尴尬的“政治定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有些可笑。
      但是，你说同性恋是“资本主义的”，他说同性恋是“共产主义的”，至今仍然被不少是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定势的人坚持着。
      在西方社会，以美国的极右翼分子和极端宗教保守势力为代表，如被称为“保守主义复仇天使”的赫尔姆斯、“极右派小猎犬”的布坎南之流，都以反共、反对种族平等、反对男女平等和反对同性恋争取平等人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右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当艾滋病首先在同性恋中发现以后，他们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宣扬以“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为主题的热浪，在这种现代迷信“天谴论”的鼓动下，导致西方社会的一些极端分子，包括“三Ｋ党”残余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制造出了杀害同性恋者的惨剧。
      在中国，以“文革”时期为显著，曾经把同性恋作为“资产阶级”的表现从法律、行政、道德等多种方面加以惩处。“文革”结束以后不久，中国社会就很快接受了同性恋是“病”而不是“罪”的认识。但是，多年的社会环境和思维方式并不能改变为同性恋插上“政治标签”的印象，一般民众如此，一般单位领导层如此，一般警界人士如此，一般媒体宣传如此，甚至一些科学界人士也如此，政治上“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意识相结合，表现出对同性恋总是“造反有理”，持以怎样的歧视态度都不过分的立场。
      严格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走出“文革”政治阴影的中国，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思维定势已经成为了一种顽固的社会文化心态，并成为了影响当权阶层思想解放的积重难返的政治痼疾。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以左乱法”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和精神文明的侵害，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场“以左乱国”的政治浩劫，更要警惕“以左乱法”的悲剧重演。
      说到同性恋，一位上海精神病学家的老专家，不只在文章中仍然坚持给同性恋插上“政治标签”，居然还把那个被国际社会成为“极右派小猎犬”的布坎南，在美国国内也被视为“右翼保守派”的赫尔姆斯之流称为美国的“有识之士”。这不只是可笑，而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事例。这就说明，“宁左勿右”的态度其实证明着政治分辨力的一个迟钝。做个比喻，政治是圆形，极左和极右沿着圆周运动，就会相交相合于一个点上，而这个相交点，就是对于人权的蔑视和践踏。恐怕，这也是两种政治势力在认识同性恋这一社会事物时会形成不谋而合的同样态度的客观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