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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的现代人文主义文化重构

（一）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状态的形成都不会是突然间就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说的同性恋文化，或者说亚文化，同样也是这样。现在，人们开始把同性恋文化作为一个话题拿出来了，其实在国内这个概念的提出，不论在同性恋人群中还是在学术界，时间还是很短暂的，非常短暂，从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不过仅仅是这几年的事情。应该是在1998年吧，我在《朋友通信》的一篇文章中，后来又在同性恋问题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也是我在困惑中自己形成的思考，就是要建设当代的先进同性恋文化。后来，我经过思考，我到现在还逮到机会就唱这一段，我修订为现代人文主义的同性恋文化。这里面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这个文化命题的思考。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可以说，这是我从自己本身的同性恋生命的经历中所感到的一种很深的心痛。当年我才多大？比你们在座的恐怕还小。当我17岁的时候，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根本还没有“同性恋”三个字的时候，一切的同性恋的事情在我的生命、生活中都发生了。不是被别人引诱的，强迫的，是我在生命深处似乎已经默默等待了很久的，机会来了，和我从上中学时就非常要好的一个同学，当然，他也是全年级最漂亮的一个男生，从精神到身体，一切都排山倒海的发生了。但是，那个社会时期对此不存在任何科学的、医学的解释。而且，在那种时代，那种情境中，我也不需要寻求什么解释。性呗，别被人发现就是了，哪里需要这么多的解释。我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有十来年吧，自己并不想去证明或者解释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我今后的生活会怎么样，等等，没有。我只是和我要好的男朋友，不止一个有性关系的男朋友，甚至现在很难说他们是什么什么恋，你情我愿，一切都在发生着——感情或者说爱情，快乐，甚至说是幸福，都在发生着。
      后来，当我上山下乡回城以后，我发现了城市里的“点”（同性恋活动场所），同时通过自己上学等这些努力，也拥有了自己的某种社会地位。这时候，哎呀，了不得了，我开始对自己为什么这样进入一种寻求解释的状态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开始对同性恋有所解释了。以后搞得很是身不由已，生命中的那种躁动简直没法克制，自己忍不住要到“点”上去，到“点”上还得到公厕，公厕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个很卫生的地方，绝对不是三星级宾馆的房间，而是弄得污秽，昏暗，然后再发生了那些事情，完事后自己再出来又想，“我是作家呀，我是编辑呀，我怎么能这样？而且，我已经结婚了……”很糟糕，痛苦得很，痛苦到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1993年，我曾经因为同性恋的事情被暴露，结果给抓起来了。那又是一次精神炼狱的经历过程。我记得，当时同号的一个人说：“哎，就你这种人才拿这个当回事，太伤感了，没有坐过监狱的人，人生不够完整。”结果，我就思考，哎呀，我这么一想，确实，人都有自己的优越感呐，我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堂堂地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了，我是一家非常知名杂志的知名编辑呐，然后，我怎么能跟小偷关在一起呢，而且还是因为和同性搞“鸡奸”被关在这里的……哼，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我因此也丢掉了公职。而这场精神炼狱，却使我想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所以，应该说是1994年年底起，我就开始介入国内同性恋争取平等社会权益，抵制艾滋病危害的活动了，用一个词来比喻，那就是使我开始具有自我增权意识了。1996年，我用“童戈”这个笔名写了小说《追逐斜阳》。就这样，我拥有了标示自己真实生命的一个符号。一步一步地，自己对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起来越多。这种思考呢，开始并不是站在什么研究的角度上，而是对自己本身生命价值的思考。尤其到了1997年，就包括在座的，我们的朋友们，帮助张北川教授办起了同性恋的项目以后，我不止是思考，而想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了，这样的思考就越来越深入了。

（二）

      但是，人总有不对劲的时候，自己和自己较劲的时候。记得是2000年，在一次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在场的全国各方面的专家就有几十个人，我就不对劲了。尽管我一直以专家研究同性恋的面目写一些文章，尽管在那次会议以前，我已通过童戈这个笔名，同性恋的书也出了，小说也写了，文章也发表不少了，但在公开的场合，我一直没有暴露过我就是童戈。可是那一次，在这些研究同性恋的专家面前，在人家讨论自己的研究看法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压抑的激动。我突然激动了——在会上，我正式提出：“大家关注、研究同性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也愿意我们的社会对同性恋有更科学、更公正、更没有偏见的认识。但是，一个时代应该结束了——那就是，不要我一说自己是同性恋者，就被你们摆到解剖台上，非得由你们来解剖不可。我们可以用平等的态度，合作的态度，交流的态度，用平等的充分交流来研究，只要平等，大家需要知道什么，我愿意和大家交流什么。这是完全可以的。”那天我比较激动。我说，大概各位也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是个老同性恋者。可是，我和大家一样啊，我也是个教授，我也是个学者，咱们不妨平等地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啊。结果，后来有谁呢？老同，我至今很敬佩的秦士德教授开口了，也介绍了自己：“大家也都知道我是教授，但不知道我是同性恋者。”他说：“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一日三餐，三天一性。”
      说到这，一日三餐，三天一性，从人文状态讲，它就是一种文化的状态。文化有那么高深吗？说深，非常深，但说不深，它就是一种存在状态。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和阐释自己对重构同性恋文化这个命题的一种思考，倡导我们大家尽快地排除中国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一种复苏，排除我们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某些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创造一种我们自己的，和社会更加和谐的，更加文明、更加健康，也更加解放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据有关专家说，我是在国内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另外，我还倡导一种观点，就是社会平等认同同性恋就是最大地解放作为人而应该解放的社会精神生产力。所以，我借今天这个机会，继续鼓吹我的重构同性恋文化这个主题。
      坦白地讲，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申明自己不是在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