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志：不甘寂寞的十五年

(作者或来源) 童戈      我每当看到目前同志朋友或者同志社群志愿者的聚会活动，就会想到在1989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见到的难忘一幕，地点是在天津广场桥的桥头，有不到十个年轻人，扯着一面写有”同性恋声援团”的横幅，满脸肃穆的默默站在那里。似乎，人们已经被激荡的政治热浪冲击得顾不上去注意这个实在是太渺小的群体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存在，更没有人理会他们在声援什么，或者需要声援他们什么，他们在被周围的那派狂热不屑一顾的冷落中，只是默默的，寂落的表达着自己不甘寂寞的存在。后来，听北京的朋友也讲到，当时在北京也出现过相同的情景。
      我不想对此加以什么什么意义的评价。而且，他们当时也不会是想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他们只是在当时似乎人人都不甘被忽略的社会热浪包裹中，不惜忍受那难耐的冷落，想给自己的存在表明着一个存在着的证明。
      但是，我想，他们极有可能会为自己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付出高昂的个人利益的代价。这些年，我总想能见到他们中的某个人，问问他们那次以后的日子过得可好。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
      他们，应该是中国社会历史以来勇敢的站出来向社会证明同志人群的存在，并且向社会声明着自己生命存在价值的前驱。
      如果能够把社会目前对待同志的事情开始有所宽松，却有个别人要在同志人群中无聊的争什么‘领导’，争什么‘级别’一类的庸俗功利之心扔到垃圾堆去，大家愿意检索和了解一些中国同志人群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平等社会权益，同时在反对艾滋病，维护自己的健康权，维护自己的社会活动参与权等方面曾经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我想，这才是应该被我们珍惜的一笔不该被冷落被湮没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才会使我们投入同志的事情更有自主、自强、自立、自由发展的精神力量。
      我在最近两年一直不避嫌疑的讲这些。所谓“嫌疑”，就是我讲这些很容易被别人怀疑我是把自己扮演成这样的“前驱”。我参与同志工作的事情，其实是一个迟到的人。我在1994年底和万延海取得联系，1995年才结识了北京的一些堪称启动中国同志工作前驱者的朋友。而从1996年我用‘童戈’这个笔名写了《追逐斜阳》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只是参与着他们的讨论，在香港出版了那本小说集《好男罗格》，没有做过什么实事。只是，我随着自己的自我解放，我坚持不断的开放自己，自1996年以来，我不断坚持着力所能及的把我的一些思考写成文章，坚持着做一些或者可以称做理论论证的事情，坚持着寻找参与和社会各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交流看法的机遇，目前才使我形成了自己的一定影响力。我总想对大家，包括对社会多讲些同志人群中属于‘过去时’的事情，是我实在不希望同志人群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被某些功利主义的表现轻易的湮没，我希望弘扬那些为了同志人群的利益付出了个人利益牺牲的前驱者宝贵的精神和人格力量。
      而且，我始终坚定的认为，宽松不等于解放。同志人群远没有达到被社会平等相待的程度，目前以艾滋病预防为目标对同志的事情开放的一点点宽松，不但不是同志人群需要解决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的全部，还有可能会因为预防艾滋病使得传统的社会歧视观念和思想会和艾滋病的预防技术嫁接，形成一种侵害同志人群平等人权的新的话语霸权。而且，还会迎合一些同志人士头脑里根深蒂固存在的传统观念，制造出“以GAG制GAG”的歧视舆论。我们不能坚持和发展那些同志工作前驱者的宝贵精神方向，同志人群的利益就会被瓜分，被出卖，前驱者付出的牺牲和努力就会被糟蹋，我从内心不愿意也不能够忍受形成这种悲哀。
      这是我近期怀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故意，努力去回顾“过去”的初衷。而且，我认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在同志问题上的认识也在进步，向社会和同志人群说明我们过去曾经进行过的努力，这和中国社会要建构和谐社会没有冲突。我们说明这个过程，也是说服政府和国际机构对中国同志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工作，要坚持尊重平等，尊重人权的政策方向，不要以“艾滋病”为由对同志人群的多方面人权需求加以压制，形成新的歧视。这是我们有平等表达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应该因为湮没无闻，而变得可有可无。缺乏这样的话语表达，中国的同志人群总是被别人用一元化的观念阐释、教育、批判、改造的被歧视地位就不会得到改善。而且，中国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的热情、我们已经积累一定程度的预防艾滋病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们已经初步形成的可以工作的团队，缺乏我们平等的话语表达，就总是少数人掌控的一块“题材蛋糕”。我们表达这样的话语，不是要孤立我们自己。因为，同志人群并并没有要去和社会冲突的故意，把同志人群的声音和意愿归还给同志的自主阐释，是更充分的表达同志大众的主流话语，是消除同志人群主流话语和社会交流被太多的误解和误导形成的屏蔽。
      这是我总在强调同志工作“过去时”的初衷。因为，这不止是一个过程，而是其中凝聚着用极大的牺牲和智慧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凝聚着同志人群被压抑的主流意愿。
      尽管我和早期启动了同志工作的几位朋友很熟悉，然而，虽然他们把为同志人群争取平等的事情坚持不懈的做到了今天，不惜青丝变白发，却毫无功利之心，始终保持着不能再低的低调，还把自己开始做事情的确切时间淡忘了。
      我今年参与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调查项目时，终于查到，他们于1991年7月曾经公开面对国外媒体，大声呼吁中国社会和政府、国际社会要关注中国同志的平等权益，关注艾滋病对同志人群的危害。在采访中，他们介绍是自“前年”秋天开始，他们到北京一些同志们聚集的场所张贴自己印制的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小传单，发放从他们的外国朋友那里求援来的安全套（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把安全套做为商品出售）。他们中，有人因此遭到殴打，被公安抓捕，戴过手铐，也有人因此丢掉了很优越的公职。
      他们现在可以淡忘了自己伟大的作为，我们却不应该忘却这个不平凡的时间，1991年的前年——1989 年的秋天，他们就迈出了中国同志以人权意识的觉醒自觉抵制社会歧视，自觉抵制艾滋病危害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中国同志所做的事情，从来就不想和社会发生冲突，从来就努力争取着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从来就积极的支持着相关专家，甚至是官方为社会进步进行的努力，并且由衷的感谢他们。因此，1990年代早期以来万延海医生冒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所艰难开辟的工作；1997年以来张北川教授不辞劳苦，顶着被“边缘化”的压力所开辟的工作，2000年以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各地各级专业机构、专业人事所开展的工作，都得到了大批同志志愿者不懈时日，不计私利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并且得到了更广泛的同志人群的呼应和尊敬。
      这些，基本是大家已知的。谈到同志人士和专家的互相支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该被时间湮没。1994年12月，由著名的人类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自然辩证法协会主办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到会的40余位多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起草了向政府以及学术界提交的学术文件《对同性恋问题的建议和共识》。这是中国社会的学术界第一次以团体的认识发出了呼吁消除对同志的社会歧视，在同性恋问题上弘扬人权思想的学界呼声。
      当时，参加这样的活动，极有风险。但是，我们的数位男女同志不怕风险，勇敢的出席了会议，并积极勇敢的在会议上参与了和专家们的论证，并且，毫无畏惧的和有的专家坚持的一些保守的观点进行了辩论。记得，当时会议上有个别人提出，解决同性恋问题，解决同性恋的艾滋病问题，只有加大警力去监管、控制这个办法。会场上因此发生的辩论，一下子达到了白热化的尖锐，与会的一些专家和同志人士据理力争，对这个说法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反驳。我在2005年11月的成都会议；12月的武汉培训，我都见到了当年那个会议的参与者，谈起当年会场上的激烈辩论情景，仍然觉得惊心动魄，仍然感到是极大的鼓舞。
      谈到中国同志勇敢的在当时沉重的社会歧视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应该不谈1996年由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周华山博士在香港出版的《北京同志故事》（不是后来改编成电影《蓝宇》的小说《北京故事》）。那是由北京的十数位同志所写的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心声。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发出的自己的声音，和到目前还有一些同志人士哀哀怨怨的找人要求救助，要求“矫治”的倾诉截然不同，他们开始发出自己对社会歧视的抗议，发出对世俗暴虐的控诉，也开始发出自己对于生活追求的自主阐释。
      不久，又一本由大陆同志写作的，内容更为丰富，地域背景更为广阔，反映同志心态更为深刻，文学表现力更为生动的《我们活着》在香港问世。我个人认为，里面的一些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品位，应该视为中国当代同志文学的开山之作。
      1997年，香港华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