戕害同性恋生命健康的鲜活证据

——我读《中国同性恋研究》

(作者或来源) 童戈      我读过刘达临，鲁龙光两位名声很大，头衔很显赫的教授合编的《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后，心里油然对这二位大专家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意，不含丝毫的讥讽，真实的感激。
      我感激他们到了21世纪还能够顽固的坚持着滞后的学术权威立场，为我们以及后人保留下了中国社会的学者、医生，曾经怎样作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传统性伦理文化的附庸，把一些技术手段应用于维护一元化专制的社会道统，成为了戕害同性恋者生命健康的“科学”行刑者。
      《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霍然于2005年1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自231页后，就以“学术权威”的自以为是，在从从容容的表达描述着对同性恋者实行的“精神虐杀”方式的矫治。读到这样的内容，使我甚至怀疑，中国是不是于2001年曾经颁布过一个对于同性恋的精神障碍认识进行了诊断标准修订的什么东西？或者，那个东西是不是中国社会在同性恋问题上表演的一场“人权”作秀？
      如果不是这样，全书的内容暂且不论，我所感激之处就在这部分，就在那些被本书作者当成自己高超的医术水平，当成自己值得炫耀的临床治疗成果，也被一个大大有名的社会学家当成他如何尊重“科学”的佐证，不无得意的向大众披露展示的那些被他们成功矫治的同性恋者的个案资料，尤其是那些同性恋者叙述自己治疗中真实感受的资料。
      这样的记录，真是特意去寻求也很难得到的宝贵资料。我在2005年进行《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的过程中，通过帮助我组织调查工作的志愿者动员，收集到了5例当年被某心理专家宣称为“治愈”的同性恋者的个例。
      我和他们面对面的访谈时，他们可以从容的对我讲述他们当时如何一边诚惶诚恐的接受着老专家的疏导治疗，一边暗中就给一起接受治疗的小伙子递字条，约会见面：他们可以从容的对我讲他们如何不胜“追踪问诊”之扰，索性以自己要娶妻生子为依据，填写专家给他的表格说明自己已经被“治愈”；他们也可以从容的对我讲他们后来的“复发”。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讲述自己被矫治过程中的切身感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位老专家的技术手段和设施还没有鲁龙光教授的这么残虐，还不能给他们留下终生不忘的痛苦印象，或者，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受辱，所以，他们不愿意重温自己难耐的那段屈辱的记忆。
      或者，他们太善良了，他们太在乎别人的善意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对他们的“矫治”当成对他们的迫害。所以，他们也不会带着这样的认识来控诉曾经的迫害。
      其实，连我都有些善良得迟钝而麻木了，我也没有去追问他们被矫治中的细节和感受。读了《中国同性恋研究》中由迫害者保留的真实记录，连我都不会想象到，在医生打着“人道主义”招牌，被人们善意的作为行善之地的诊室里，为了“帮助”一个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竟会动用专业的手段，使他们“自愿”的接受这种死去活来的折磨。
      是啊，人太善良了，就会迟钝，甚至是对受伤害反应迟钝。我在和上面讲到的那5位朋友访谈以后，他们说，还要不要找他们这种情况的人调查，我说：“不要了，我们不是要和医生们对着干，我们表明这种情况的存在就可以了。”
      读过《中国同性恋研究》，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用学术包装的社会歧视面前，迟钝了。
      刘达临教授是我尊重的一位教授。他在1980年代后期，以他的调查证实了中国社会同性恋的存在。他对同性恋的态度也由原先的保守转为比较开明。我在2000年和他参加一个学术研讨活动时，他还讲到自己对同性恋认识的转变。
      然而，在2001年4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3版）》修订后，据说中国的医生们不应该再把同性恋作为“性 变态”，但把“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仍然作为“心理障碍”以后的这几年，我先是读到了刘达临的《中国性史图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第二版），里面赫然就把同性恋和性变态，性倒错归划在一个类型。而到了2005年，居然又读到了这本仍然把同性恋“矫治”祭为法宝的《中国同性恋研究》。
      据说，这是刘，鲁二位十年前的旧书稿。我作为一个是靠换稿费吃饭的人，而且是因为同性恋丢掉了公职，没有一文钱体制内的经济收入，纯粹靠稿费养家糊口的人，也很在乎自己的文字和大众见面以后，会不会使自己读到时缺乏底气，心慌脸红。恐怕，这只是小人物的虚荣心，大权威似乎不会存在这样的感觉。确实，我不敢奢望刘教授在思想理念上多么进步，敢于质疑那个（第三版）留下的保守认识的尾巴，至少，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为自己的学术形象考虑，也不至于急于拿一部观念滞后的旧书稿来换稿费吧。
      如果刘，鲁二位教授是想用这部旧书稿给后人留下一个中国社会，包括饱学的大专家如何屈从正统的社会歧视强势来认识，对待同性恋的标本，我钦佩二位敢于把自己摆到时代解剖台上的大无畏的勇气。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是以体制内的学术地位优越感，以这种优越的话语优先权，毫无自省意识出版的一本书，我从中读到的，只是一种无视同性恋者的人权，坚持着社会歧视立场的以“学术”，以“科学”的面目包装起来的异性恋正统霸权。
      还说“矫治”。任何一个认为同性恋应该“矫治”的医生，都是以异性恋为“正常”，理直气壮的幻想着能够改造同性恋的“不正常”。这个“正常”与否的标准的形成，不是自然主义的阐释，而是社会的私有制伦理体系对性形成的生殖范式一元化专制的阐释。刘教授是卓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在对异性恋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中，对此有着深刻的表述。这个道理，不是医学本身的科学道理，而当医学为了维护这个社会伦理体系动用技术手段去改造不符合这个道理的种种异端表现时，医学就已经异化为这个道理的附庸了。
      这不是多么复杂的道理。只是，我们延续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医学教育思想和体制，只是培养“技术”的医生，而退化了医生应该具备的人文认知的培养，和医生讲起这些历史的，文化的知识，格外费劲。中国虽然修订了对同性恋的病理标准，但视若罔闻的恰恰是精神心理学界的那些医生。这样的现象，同样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讲科学。但是，科学是在不断有所发现中发展的，否则，科学只能成为无所发展的僵化的技术模式。科学对性取向至今也没有形成停滞了新发现的结论，以往的认识，只是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发现，一个发现可以形成一种假说，不断的有所发现，不断的有所否定和肯定，这是科学发展必然的过程。一种假说推出一个“权威”，这不是科学本身的权威，而是社会体制需要树立这样的权威，社会需要这样的权威来维护现行的学术体制，来维护这个正统的学术体系。18世纪以来，把性取向问题维护在医学的权威阐释中，就是因为医学的权威阐释并不会破坏社会的正统伦理结构体系，认定一个同性恋者是“病人”，把他交给医生，在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时代，医生等同于专制的社会统治者的“技术警察”。
      回顾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时期，他迫害同性恋是疯狂的，但他也区别对待，他把其他社会背景的同性恋投入集中营，他把曾经为他效劳的纳粹分子中的同性恋者就交给医生，送进了精神病院进行“矫治”，读读《第三帝国》这本书，里面有真实的记录。前苏联从斯大林时期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始终把同性恋者投入精神病院，由医生对他们进行野蛮的“科学矫治”。这些，有文献可查，而且，并非是同性恋者的控诉资料，而是堂而皇之的“正统”的历史文献。
      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江苏的朋友，他在读大学期间，对一个青年同性教师产生了“感觉”，傻呵呵给对方写了封“情书”。岂料，人家告发了。学校动用唯一一辆小轿车，动用了四个体育健将级的男生，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居然还在看到床头的病卡以后，傻呵呵去问医生“同性恋”是什么病。结果，他先被喂了一堆药片，睡了20多个小时，五个月受医生的折磨，好端端的一个莘莘学子，至今经常头痛，记忆力被严重破坏。他也找过张北川教授倾诉过自己的这段经历。
      现在，居然从《中国同性恋研究》这本书中，见到更多的同性恋者同样经历的重现。而且，是堂而皇之的以大学者，大专家的“科学”阐释重现。
      我舍不得把那些需要机智的讥讽语言用于对此的议论。我只为一种霸权意识导致的是非不分，搅糨糊式的学术表现为中国的学术界感到隐隐的悲哀。
      当然，我可以是被官本位崇拜的国内学术体制不屑一顾的小人物，我的悲哀也会被不屑一顾。但是，这本书留下的东西，却并非只是给当今体制的。所以，这本书和当年日本鬼子留下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