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上周两度就同性恋问题发表言论,认为部分人的同性恋倾向生而有之,禁止同性恋行为既不合情亦不合理。以李氏在新加坡政坛的影响力,此番话等于说新加坡离同性恋非刑事化不过一步之遥。
星洲为同性恋解禁与否,是该国内部事务。然而,李光耀在演说中提到,许多创意非凡的作家和舞蹈家都是同性恋者,新加坡要挽留人才、鼓励创意工业,舍同性恋合法别无选择。言下之意,他个人以至新加坡民众对性倾向问题的取态并不重要,为了让狮城创意工业发光发热,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修改法例以阻止人才流失势在必行。从人才竞争的角度而言,一地之得等于另一地之失,新加坡的动态颇有注意价值。
自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佛罗里达畅销著作《创意新贵》于2002年问世以来,对二十一世纪都市竞争力取决于“三T”———Technology(科技)、Talent(人才)和Tolerance(包容度)深信不疑的公共政策制订者不计其数,李光耀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与新加坡认同佛罗里达的主张相信大有关系。
李光耀在演说中指出,新加坡若想挽留有创意的人才,便要接受他们的“特殊癖好”,跟佛罗里达认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法并非大兴土木,猛搞基建,而是投入人才之所好,创造他们舍不得离开的环境如出一辙。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接受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失业率、生产力、增长率),除了取决于税率、劳工法例和资金供应等政策和市场因素外,与文化和心态亦息息相关。
费尔普斯的话虽泛指“经济文化”,并非针对创意工业,他对佛罗里达“三T论”有何高见,我们亦不得而知,但这位诺奖得主认为,愈是勇于面对挑战竞争并积极奖励创新的国家,经济便愈有条件更上层楼。
花旗银行最近公布的调查发现,受访香港青年(18至24岁)中,四成认为积极“第一桶金”(100万元)最有效的途径是“先储蓄,后投资”;反观上海的同龄人士,认为做生意是争取第一桶金最有效手段的受访者多达四成,两地年轻一辈对创业的取态,从上述调查清楚可见。香港缺少的并非“三T”,而是“一E”(Entreprenuship)。